从新闻中不难看出，平顶山的“幸福指数”至少有两大特点。一是重投入。如科教文卫体的财政投入发展情况、节能减排(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财政投入与实际效果尤其是居民感受并非一定成正比，尤其无法真实反映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是否体现了资金使用的高效率，真正造福于民；二是重平均值。如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平均值无法破解居民收入、生活等实质性差距问题，这也是网民对屡见不鲜的“被平均”现象极为反感的症结所在。
不难看出，不丹的“幸福指数”操作方式采取的自下至上，即从个体幸福感的统计，至而汇聚为一地乃至一国的“幸福指数”，这与牛继庆局长声称的“没法做”有着天壤之别。以不丹这种操作模式，民意更显主导地位；平顶山市虽然同样命名为“幸福指数”，操作方式则更倾向于自上至下，即公权表现优先，至于权力活动收到多大的实际效果，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以数据“被平均”。这种操作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是公权，民意反倒像是衬托权力“丰功伟绩”的那片绿叶。
毫无疑问，“幸福指数”是个好东西，但推行“幸福指数”，不能悖逆“国际惯例”自推一套。我们身边并不乏积极走出国门，以公费旅游行动践行“拿来主义”的泰斗，但更不乏以“特色”名义，胡乱篡改被别人长期验证的“国际惯例”。俗话云，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幸福指数”不可能抛弃群众个体感受，这是不丹“幸福指数”概念受到国际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群众是否感到幸福，根本无需权力越俎代庖。无论是“GDP”评价模式，还是这个“幸福指数”评价模式，归根结蒂是为了有效监督并促进政府。如果评价只是为了变着法子给政绩锦上添花，这样的评价又何异于挂羊头卖狗肉，徒有其表？(hedao3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