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说的“一味狐疑”的“有人”，便是顾颉刚。此公于1923年5月6日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其中说到“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范文澜的议论便是针对这番话而发的，意思也很明白，无非是说，并不是只要自己没有亲眼看到的东西，便都可以怀疑。鲁迅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实际上是说假托古圣贤的吕不韦式的行为便是也能怀疑古圣贤的证据。这意思，与他在《狂人日记》中假托“狂人之口”所说的“从来如此，就对么”一脉相承。
对于鲁迅的这篇文章，现在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将事情归结为“党同伐异”，不仅是范文澜对于顾颉刚的“攻击和发难”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而且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同样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持此论者认为，“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站在‘新旧学派之争’的敌对立场上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党同伐异’的关系”。[2]
另一种则认为，“鲁迅先生虽然跟范文澜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偏袒范先生文章中的不足之处”，他“善意地指出了范先生讲演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并且也和范先生开了一个玩笑”。持此论者的理由便是，“鲁迅先生对顾颉刚先生对禹的考据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写新编历史小说《理水》的时候，还对用这种考据所得出的荒谬结论进行了讥讽”。[3]
这两种看法，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偏颇。
不妨先看看范文澜日后对于他在“五四”前后的一个时期中的心路历程的回顾。他在1937年写的《忆鲁迅先生》中说：
《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候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