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又说: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5]
既然认为五四时期的“那些新思潮”并“没有多大道理”,也就会“疏远”那时的“所谓新人物”,鲁迅自然也在其例。从上面两段引文看,范文澜亲近五四之前辑录古籍,抄录古碑的鲁迅,却疏远此后写白话文,写新小说的鲁迅。可见,他在1918年7月14日之后的六七年中再也没有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不仅是地域的原因。鲁迅既能看到范文澜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当然也会感觉得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说,范文澜之“笑话”顾颉刚与鲁迅之“笑话”范文澜,在“笑话”之中,确实也有新旧思想之交锋。当然,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只是表明“古史”原也可辨可疑,并没有肯定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鲁迅确实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反诘或非议过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但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24年初,鲁迅还没有对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提出批评,更没有与顾颉刚交恶,恰恰相反,直到1926年6月至9月间,顾颉刚还曾寄赠鲁迅《古史辨》、《孔教大纲》以及宋濂的《诸子辨》等书籍。而且,鲁迅日后对顾颉刚的批评,其着眼点也在于“已将古史‘辨’成没有”[6],而不在于“古史”是否可疑可辨。所以,以“鲁迅先生对顾颉刚先生对禹的考据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写新编历史小说《理水》的时候,还对用这种考据所得出的荒谬结论进行了讥讽”为由,认定鲁迅与范文澜的观点“基本一致”,模糊与忽略了此中的时间界限,从表面看似是有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