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准经商，另一方面公务员视若罔闻、趋之若骛。公务员之所以对法律视而不见，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倘法律不能令违反者付出足以视若畏途的昂贵成本，自然不可能起到警醒威慑的应有功能。从这一角度讲，《公务员法》很有反思的必要。

首先是经商性质的认定。毫无疑问，当企业法人算是公开经商，像蔡报晖这样当幕后老板的又怎能不算是经商呢？而像那些入“官股”或者干股的，又何不是经商？再比如，民办高校、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的基本性质应是非营利性组织，公务员的权力介入帮衬可以收到丰厚的回报，这到底是否为经商呢？诸如此类，法律有必要对经商性质予以细化明确。

其次，就《公务员法》条文看，并没有对公务员经商作出明文惩戒规定，惟有“其它情形”尚有一些模糊关联，但也只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规定，说没有又像是有了，说惩戒不严重好象又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在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面前，虽然公务员经商者众，但因经商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则闻所未闻。

因为走到了电视上，因为大言不惭，所以更惹人注目，但蔡报晖只是公务员经商生态的代表之一。也许“幕后哥”或受到某些处理，但这样靠新闻锲而不舍地监督才受到惩处的个别现象，不足以成长为法律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常态。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也许需要一部内容更加详实，更具可操作性的《公务员法》，而不是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让违法者一再侥幸获得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