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学者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有专文论述钱锺书为何一辈子“不愿意提及鲁迅”，他说：“钱锺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他认为钱锺书对鲁迅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

这位学者用了两种“捆绑”术。

一是用“周氏兄弟”这个词汇将鲁迅与周作人捆绑在一起，似乎钱锺书批评周作人，就是钱锺书批评鲁迅，文章标题就叫《钱锺书与周氏兄弟》。他举的例子是1932年11月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的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文中有一段写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如果不细加分辨，确实会误以为“青年时代”的钱锺书“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既批评了周作人，也批评了鲁迅，其实恰恰相反。“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这句话，是1932年11月鲁迅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演时说的。他还举出的例证，一是“在上海以革命文学自居之叶灵凤之流。叶自命为左倾作家，而他后来因怕被捉，于是成为民族主义文学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学，一变为遵命之文学矣”；二是“有些人一面讲马克思主义，……如张资平之流，他所讲者，十分高超，……但绝非实际所可作到，似此表面虽是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的文学”；三是“一些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之牌子，……对于时代变迁中之旧道德，旧法律，彼等毫不问及，不关心世事，……表面上虽是前进，实则亦是遵命文学”。只要看看鲁迅在这篇讲演列举的三种人，便可知钱锺书对周作人的批评，倒是对于鲁迅的肯定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