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鲁迅的评价上，要将钱锺书与钱基博捆绑在一起的，同样也是不可能的。钱锺书是钱基博的儿子，但他们的气质与文学观未必都一样。钱锺书曾将弄文舞墨的人分为文人与学究，钱氏父子或许就有文人与学究之分。钱锺书要批评鲁迅，也没有必要躲在他父亲的身后，附在他父亲的身上。

钱锺书对鲁迅略有微词的倒是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的答记者（水晶先生）问。他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认为“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那位学者，没有放过这一段不可多得的材料。然而，他大概忘记了，同样被他当作珍贵材料引用的大概也“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的那一段钱基博对鲁迅小说的评价：“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相比之下，钱锺书晚年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的“主要倾向”还是“否定”的吗？

研究钱锺书对鲁迅的评价，运用这样的“捆绑术”，我以为不仅有损学术的规范，也有失学者的良知。（作者：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