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 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流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鲁迅不会宽恕的，还有一种人，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并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隶总管”了。他对这类人的厌恶，其实并不亚于他的“怨敌”。这种厌恶情绪，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就像孔子的宽恕不是绝对的一样，鲁迅的不宽恕也不是绝对的。以上所说的这一切的“不宽恕”，都有一个界限，就是“改而止”。所以，假如鲁迅知道日后杨荫榆保持民族气节，惨死于日寇之手，假如鲁迅日后知道章士钊仗义出庭为陈独秀作法律辩护，如此等等，则另当别论，

孔子也有不宽恕的。若将孔子的不宽恕与鲁迅的不宽恕相比较，似乎又有若干区别。

其一，鲁迅不宽恕的都是权势者或有权势者之习气的人以及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孔子不宽恕的，主要是与他的“克己复礼”的政治理念相悖的人。因而，鲁迅的不宽恕，仅仅表现为心理上的不宽恕，包括“最高的轻蔑，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最多也就是以笔墨进行无情的揭露，使之“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孔子的不宽恕，有时——当他处于权势者之位时——却可以置人于死地。

其二，鲁迅的不宽恕出自社会正义感，大多为弱势者抗争，孔子的不宽恕，未免也挟带个人恩怨。例如，他之对于阳货，固然是因为“陪臣执国政”有违他的政治理念，却也未必与他17岁那年赴季氏之宴请而被阳货“斥退”无关；他之诛少正卯，除了他说的那五条罪状，恐怕也有少正卯讲学吸引了他的弟子使他“三盈三虚”的积怨。

其三，鲁迅的不宽恕是他明明白白地宣告了的——“让他们怨恨去吧，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孔子就不敢如此直言，明明有不宽恕的行为，依然使人感到他有“宽恕”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