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私仆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总有出头之日，到时也会有别的人受他支配，听他使唤。当然，每上一个台阶，他还会有新的服务对象，还得伺候好新的上司，但上司的地位越显赫，他的身价也越重，受他支配听他使唤的人也越多。所以，当私仆又是当老爷的一种途径。当公仆却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都要为老百姓办事，一辈子都得有益于人民。哪一天以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哪一天感到得不偿失想得到补偿了，闹出一个什么“59岁现象”来，照样还得被万人唾骂，为千夫所指。

有人考证，用“仆”字充作官名就由来已久，至少自夏代开始，先后便有车仆、太仆、祭仆、田仆、仆射之类，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老祖宗的观念里，也是想把当官的看作‘仆人’的”。然而，这种仆人，貌似公仆，骨子里依然是私仆，他们只是“天子”（最多还有他们的上司）的仆人，或是十年寒窗，或是浴血沙场，或是利用裙带，或是勾心斗角，这种仆人自古以来都有人争着想当，因为他们在百姓面前仍是老爷。如今热心于当私仆而不热心于当公仆或以私仆冒充公仆的现象，可以由此找到原始的基因。

人称“黑脸包公”的姜瑞峰是堪称为人民公仆的，对于公仆与私仆，他有一番很精辟的论述：“家里雇个保姆，叫私仆；人民拿出钱来雇你来为大家办事，叫公仆。公仆就是人民的仆人。老百姓拿粮食养一头猪，一年卖好几百块钱；养一头牛，拉犁拉车；那么养你这个公仆，却不为人民办事，养你何用？”人是很现实的，谁出钱就为谁做事。问题也正出在这里，雇用公仆的钱是人民出的，如果雇用谁当公仆的权却在他们的上司手中，要不要辞退不为人民办事的公仆也得由他们的上司来定，久而久之，真正的主人就会淡出。明乎此，也便找到了公仆之很容易成为私仆的根由。

由是，我也特别佩服马克思，他肯定巴黎公社的那几条，真可谓是慧眼识珠，而且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