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做梦都想脱离这样的“苦海”。

当时，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家老大工作去了，老二就得老老实实在家务农，老大老二工作去了，老三老四就得死心塌地留在家乡劳动。

兄弟四个，已经出去３人，我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好好在乡务农！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是班长，高中阶段班长兼任团支部书记。毕业后，眼看着有些不如自己的同学一个个去体验“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而自己似乎所有面临的路都被堵死了，心情异常沮丧。

分析情况后，我只有一条路：考大学。

经过文革时期的人都知道，那时，我们真是没有学到什么。好在我自幼文科比较好，写作一直在班上和学校名列前茅。但是，距离真正的考大学，自己心里明白，还有不小的距离。

恢复高考后，当时在县师范学校上学的三哥（大哥、二哥离家远），马上回来动员我无论如何都要参加。我知道哥哥是真的关心自己。

只能一搏了。我又翻出了以前的课本，开始“攻关”起来。为了让我考上大学，三哥每个星期都骑自行车40多公里，从师范学校回家干农活，好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他还多次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让多给我创造复习条件。

我们考试的学校离家有10多公里远。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年冬天考试，大雪足有一尺深。对于我们这样“底子”的人来说，高考是一种受罪。由于偏科，在考最后一门数学时，我一看试卷就傻了眼，几乎没有能完整做得下来的题。草草看了一遍，认为得不了几分，我没有答题就出来了。好巧，刚出门，就见哥哥一身雪花满嘴呵气地站在考场的门口。他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是专门来为我助阵的。见我一个人在外面，他有些不解地问：“怎么不进考场？”“我，我得不了几分，没希望，就没做……”“什么？你——”有生以来，哥哥第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