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关于国学的文章中，有一篇《所谓“国学”》，开宗明义提出的就是：“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他将它归结为两条。一条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这是“书籍的古董化”，“遗老有钱”，旨在“聊以自娱”，这且不去说他。商人赚钱，则是“借此获利”。连茶商盐贩也“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所刻的书，使人“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只是“古色古香”的“古董”，价格却是不菲。想赚学生的钱，“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更是“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另一条则是“洋场上”的那些专写“卿卿我我”“蝴蝶鸳鸯”的文豪，“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这可称之为赶时髦，难免洋相百出。此文之前，鲁迅已有《“以震其艰深”》一文，说的是李涵秋，可作此类“鸳鸯蝴蝶”派文豪以“国学家”之面目出现“事实很可惨”的例证。鲁迅在《所谓“国学”）的结尾处写道：“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如此等等，说的不仅是“国学家”，而且是“国学热”了——其实，“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本身就是“国学热”的一种体现。

鲁迅的这些文章，写在九十年前，如今读去，竟是全新的感觉。真不知该赞赏鲁迅杂文的生命力，还是感叹历史与我们开着跨世纪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