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面对一些“难以抗拒”的“公公”、“婆婆”之力，作为新闻媒体，又能如何呢?

而据2007年9月《廉政瞭望》杂志报道，最让媒体担当不起的大帽子是“影响稳定”。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2005年，广东、河南等17个省市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禁止媒体的异地监督，原因是为了维护地方的稳定。上书指出，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管住自己的媒体，但中央媒体的异地监督报道，成为地方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将社会矛盾的激化归咎于媒体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管好中央媒体，不让他们随意批评地方政府，否则各地难保稳定大局，不利建设和谐社会，也很难阻止百姓进京上访。

对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在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回应道：“我们一些领导还不习惯于开放的环境，不习惯在媒体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确实发生了记者采访一些事情比较困难，有时候还被莫名其妙地请到公安局。” 而有记者询问是否能取消这种“制度”时，柳斌杰说，从制度上说，没有这样的规定禁止记者采访，但对于部分地方政府指定这样的“规定”，他说：“我不赞成这样的规定。” 他说：“依法维护记者的权利，我们多次重申，任何公职单位、公职人员不能阻挠记者的正常采访。”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包括湖北省等在内的一些地方，则明确规定，“不搞异地监督，不搞跨省监督采访”。但是，社会却基本上默认了。尽管也存在一定层面的“抗争”。

综上所述，尽管中央层面对中国媒体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是高度重视和肯定，并给予厚望的，然出于地方局部利益的考虑，甚至是出于地方决策者自保的考虑，有些封疆大吏及其小团队往往会出台一些弱化，甚至对抗“新闻舆论监督”的特殊措施。正因如此，所以才会出现《西安晚报》及有关媒体人“自宫”的问题。

但是，笔者罗竖一认为，“天价烟”新闻让媒体“自宫”是社会的悲哀。故而，希望社会各方合力改变之。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让媒体“自宫”事件不再发生，而更加有利于发挥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同时，建议中央层面早日叫停地方的那些“不搞异地监督、不搞跨省监督采访”之“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