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要严密。常听人说，某某罪犯钻了制度的空子，这说明我们的制度有不严密之处，但这种空子是明摆着的，要补要填，都不困难。难的是我们的不少制度，看似天衣无缝，在权力面前却往往像纸糊的，一戳就是一个洞。当年那位成克杰，一会要计委为银兴公司的工程立项，一会要银行为银兴公司发放贷款，一会要市政府为银兴公司大幅度压低工程土地价格，一会要财政厅要房改办将财政周转金房改基金借给银兴公司，难道这些部门都没有制度？制度是有的，这些事别人办不到就因为有制度管着。但那种制度管不了成克杰这样的大权在握的要人，这种风气越演越烈。提干部，立项目、批地皮，往往是他们先授意，再让你去按“制度”按“程序”办，因而，别人根本无法办到的事，他们都能办到，而且办得轻松自如，哪里是“过五关斩六将”或“入百万众中取一上将首级如囊中探物”之类的语言可比拟。制度要严密，先得堵住这样的大空子。

法纪要严明。东汉时期有一位“言守正而不依阿于人”的叫崔寔的人说：“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他还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汉宣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而汉元帝“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祝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这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从汉朝由兴到衰的过程中悟出的道理，在我们今天，或许也还有可借鉴之处。早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指出，我们对于各种犯罪活动“下不了手”，“往往下不了手”，“总的表现是手软”，这“手软”的结果之一，就是使一些人得出万一搞腐败受到惩罚，也还能划得来的结论，腐败分子前赴后继，腐败现象越演越烈，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法纪要严明，并非就一定要用严刑峻法。但事实证明，对于那种视党纪国法为儿戏视黎民百姓为草芥的腐败分子，心慈手软是不行的，“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治疾”，这更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