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地说起来：“那时正逢‘公社化’，农民全部入社，田地、牲畜、农具都得折价入社，社员在生产队里集体劳动，每天评工分计酬，男全劳力评10分，女的评5分，每个工分只值一角多钱，一年到头，只分到一些口粮，钱几乎没有。你说，我没钱又没文化，谁家的诸娘仔愿意跟你啊！”

阿彬说的都是实话。我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那些年头的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我记得“公社化”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公社化”是集党、政、企于一体的行政和经济机构，是实行“大农业”统一经营，说通俗点叫“大呼隆”。人民公社的权力可大了，可以随时平调资产和劳力。更不可思议的是取消社员自留地和集市贸易，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人们愁眉不展，死水一潭，还有什么劲头搞农业生产？有位文人说，世上最没有道德的是把人给禁锢起来。农民无奈、迷惘、失望，看到的是灰色的世界。

阿彬说：“公社可以随时调遣劳力，农民像台机器，爱怎么搬动就怎么搬动。我被抽去支援建设永嵩线，主要是砍松树，拖运木头，木头用于架设公路桥。虽然住在深山里，劳作艰苦，没什么钱，但肚子可以填饱，每月也有两斤猪肉的荤味，比在家的强多了。”

那年秋天，阿彬跟着被抽调的民工们进入一座深山，在山涧旁搭草棚住下。草棚用杂木搭成“人”字形，苫上芦苇或茅草，阴暗而潮湿，散发出浓浓的泥土气息和草香。棚里有两排统铺，用杂木搭就，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鲜绿芦苇，摊开草席即可睡人，大约可睡十几至二十个人吧，中间留一条通道。

夜里，煤油风雨灯在棚里晃荡着淡黄色的亮光，棚外黑戚戚的一片，万籁俱寂，耳畔充盈着山泉的低诉和小虫的唧唧叫声。黑蚂蚁光顾他们的床铺，蛇有时也闯进草棚里游荡。在秋雨绵绵之夜，雨水渗透芦苇，“叭哒叭哒”地滴漏下来。那时，他正年轻，尽管种种艰辛还是经受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