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笔墨官司发生在1933年，那年鲁迅53岁，长周木斋整整30年。对于中国文坛中人来说，鲁迅之名，早已可谓如雷贯耳。初出茅庐的周木斋却公然向他叫板，不但将“文人无文”四字反扣于鲁迅的头上，还要鲁迅下“罪己诏”，就是“第四种人”这个词汇或标题，也是冲着鲁迅的“第三种人”来的。然而，鲁迅不但没有指责周木斋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没有讥笑周木斋以杂文为武器向他“兴师问罪”是“板门弄斧”。而且，对于这个年轻人，鲁迅的气度也不表现为那种“太人不计小人过”式的“原谅”。他是将周木斋当做战友的。要不，他不会赞赏周木斋的杂文，并与他并肩作战，“此呼彼应”。

口口声声说鲁迅没有气度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仅是这两条，你们做得到吗？！

对于权势者以及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鲁迅是没有“气度”的，可谓兵来将当，水来土掩，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对于诸如此类的人物讲什么“气度”，在他看来，或许倒是“卑怯”的一种掩饰。他与周木斋的“彼此释然”，从表面上看，在于周木斋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本质却在于周木斋没有那个实行“不抵抗主义”之当局的政治背景，更不是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这是鲁迅的气度之体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此，周木斋本人的感受最为真切。唐弢说的不少事，还是周木斋告诉他的。在他日后的杂文中，也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鲁迅的心悦诚服。

可惜这样的事，常常为某些论者所忽略，或许是在有意无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