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就对待违建的处理方式而言，比起那些总是以罚款了结，而不是依法坚决拆除的态度和做法，显然强拆的措施，展现的恰恰是决心、声势和震慑，对违建行为具有相当的教育意义。对于这种高调的拆违，总是不好意思说“不”。但是，我们在认可甚至赞赏这种强拆行为的同时，也总有着如鲠在喉的感觉。因为如此这般拆除违建，带给我们的并不就是严格执法的沾沾自喜，而不能不看到由此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社会财富本身并没有罪过。不论这样的违建是由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投资建设的，都是构成社会财富的重要部分。如果能够在事发之初即表明执法部门的决心和态度，使违建者打消侥幸心理，进而及时阻止事态的蔓延和发展，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过亿”的拆违战绩。我们的古人对于治病，还追求“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最高境界，这其中包含着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已变防渐的哲理，怎么今人反而没有了这样的思想，而满足于“治已病”，甚至放任病情蔓延和发展，以致拖成“大病”？虽然这两种“毛病”不能一概而论，但其实“病理”是相通的，无非是身体之病与社会之病的区别而已。

拆违总在违建建成后，暴露出的既可能是执法效率问题，也可能有着反正不花自己钱就不用心疼的心理作祟。不管怎么说，就执法的时机选择上而言，绝不是最佳时机。作为执法部门，既不能纵容违法建设，也不能漠视社会财富的浪费。三亚连发“最牛”违建被拆，应该深刻反思，而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