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其人，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五不可留”即是其中之一。

李泌决意离唐肃宗而去，“五不可留”是他对唐肃宗陈述的理由：“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李亨（唐肃宗）还在东宫为太子时，唐玄宗就使李泌“与太子为布衣交”，此所谓“遇陛下太早”；李亨即位于灵武，将隐居在颖阳的李泌请出来，与他“出则联辔，寝则对榻”，而且“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此所谓“任臣太重，宠臣太深”；因为“事无大小皆咨之”，而且“言无不从”，李亨“收兵灵武”之后，动乱的局面便大有改观，李泌所起的作用自是举足轻重，此所谓“臣功太高，亦太奇”。按常人的思维方式，这五个“太”，正是李泌“五可留”而不是“五不可留”的理由，有着这老本可吃，有着这特殊的关系可靠，怎么舍得一走了之，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李泌却决意离唐肃宗而去，这便是他高于常人之处。李泌能意识到“五不可留”，因为他善于见微知著，预知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历来可以同患难的帝王很多，能够共安乐的帝王极少。李泌从唐肃宗听信张良娣的谗言杀了建宁王一事中已看出即使是与他情同手足的李亨也未能摆脱这个老例。如今李亨“言无不从”他尚有“不敢言者”，“天下既安”之时他还敢说话么？环境一变，君臣关系会变，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倘若迷恋于他与李亨的特殊关系，弄不好就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对唐肃宗说：“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