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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模式’没有太站得住的法律依据，或许这轮司法改革能解除我们的忧虑”

　　浙江上虞市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漫画挂进调解室。

　　在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法院三层的 “调解速裁室”里，不少人拿着格式正规的调解书，按上红色手印，交到调解员手里。这些调解员，大多年过花甲。

　　莆田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余文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调解速裁室”这个新鲜词儿，是莆田法院的“首创”。

　　“这块牌子挂了4年多，我们把一些退休法官聘为调解员，坐堂法院调解纠纷，他们都是非常有生活经验和调解经验的， 可以代替法官第一时间调解纠纷。”

　　余文唐说，“调解速裁室”只是这家法院2005年开始推行的“调解衔接机制”的一部分，“我们的‘试验田’还有很多，都是围绕着调解二字。”

　　对于“法院调解”，争议曾有不少。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大部分法院更推崇庭审，很多当事人也不愿妥协，“法院调解”曾急速下滑，民事、经济案件的调解结案率曾经由1989年的69%和76%，下滑到2001年的36.7%和30.4%。

　　“2002年后，面对诉讼量大幅度增长、上诉再审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法院开始注重 ‘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调解率才开始回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专门研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专家向国慧说。

　　她把莆田的试验视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即充分调动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构建诉讼和非诉讼手段相结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据她介绍，中央新司法改革的方案，汲取了多项地方司法改革的成功经验。由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导推行的“调解衔接机制”，就是其中比较醒目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