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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打正着”

　　“当时形成‘调解衔接机制’的直接原因，是法院案多人少。”余文唐说，这个情况在2005年的莆田已经非常严重了。

　　从莆田中院统计的数字来看，当年，莆田市两级法院共受案20601件、结案19901件，而法院干部、职工编制仅为465人，办案人员人均结案78件，平均3个工作日结1件。

　　“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矛盾都出来了，尤其是占法院所有受案90%的民商事纠纷，每天都往法院里涌，大家都不堪重负。当时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余文唐他们开始着手研究“借力”方式之前，2005年7月，曾到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做过调研，他们发现，在莆田，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各自为政的情况相当严重。

　　“这不是莆田一个地方的问题，最高院司改办实际上早就开始研究一种更好的纠纷调解机制，整合各方面资源。”向国慧说。

　　当中央还在研究和探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和可行性的时候，莆田已经“歪打正着”地“上路”了。

　　余文唐回忆，这件事真正开始启动是在2005年9月。“发了文件，召开了全市政法工作会议，政府专项部署，在全市法院推行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衔接工作。”改革第一步，莆田法院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建立衔接机制首先要“织网”。“由县区委政法委牵头，各基层法院跟辖区内的人民调解组织建立衔接关系，我们还建立了一支特邀调解员队伍，大部分是退休法官。”余文唐解释说。

　　社会调解协议可以置换成司法调解书

　　“一开始调解衔接机制还是比较简单的，衔接的主体主要是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组织，我们的衔接方式实际上有三步：委托收案、委托调解和效力确认。”

　　在“效力确认”这一点上，余文唐觉得，莆田的尝试在全国独一无二。

　　“很多调解都有后遗症，因为非诉调解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合同性质的效力，大家都容易反悔。效力确认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调解有执行力，而且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主动向法院申请确认，把自己的调解书变成法院的调解书，那它就和判决书有同等效力了。”

　　法院对于社会调解协议也会认真审查。“是否有真实的纠纷存在，是否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如果都没有问题，就可以把社会调解协议置换成法院的司法调解书。”

　　这样的好处是方便当事人，程序简便，“简化，自愿，案结事了”。

　　法院“内部衔接”实验了一年，各方面都尝到了“甜头”，余文唐他们也开始规划着拓展衔接对象，开始“外部衔接”。

　　政府是“推手”

　　“2006年下半年起，我们就开始在外部铺网了。”余文唐他们的终极目标，其实是将调解衔接扩展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全面结合，“全方位衔接”。

　　莆田中院在外部设立了三类站点。一是在案源较多、具有调处纠纷职能的行政机关、行业协会，设立调解衔接联络点；二是在工作基础较好、热心开展调解衔接工作的基层单位、行业组织和协会，设立调解工作示范点；三是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海岛，设立了委托收案、巡回调解点。

　　“每个站点我们都确定了责任法官，定期联系。现在，全莆田市一共建立了26个调解衔接联络点、20个示范点，31个委托收案、巡回调解点。内部衔接和外部衔接结合起来，调解机制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