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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 我还是一个花季少女，和数百万知青一样，在“旗如海，歌如潮”的上山下乡强大洪流中，澎湃着青春的激情，告别了亲人和故园，坐上了解放牌的大卡车，到大田县的汤泉公社泮车大队去插队。也正是从那时起，可以说，我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和青春，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最开心：每月能挣39元

1969年10月，我随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来到了大田县落户插队，在车上，一大群知青开始互相认识，并且兴奋地讨论着将要到达的目的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身边，听到同城知青的议论，开始想象着离开父母的生活是多么自由自在，似乎也不再为离开故乡和亲人而伤心了。

就这样，我们在车上颠簸了近一天。下车后，带队的人领着我们走了近8公里的山路才到达我们所落户的汤泉公社的泮车大队。

一开始听到“汤泉”和“泮车”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落户的那个知青点条件可能比较好一点，光听名字就觉得是个有车有水的地方，到了以后，我才知道这里的条件何其艰苦，居然没有一栋楼房。当时和我一起被安扎在同一个知青点的还有另外7个人，我们一行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屋子，把随身带来的行囊扔在了地上，就开始狼吞虎咽吃起从家里带来的食物。

第二天，我们就正式插队落户了，下地干活的锻炼也从此开始。那时干农活全都靠手工操作，没有插秧机，也没抛秧之类的玩意，下乡的第一课就是学习插秧，我从来没有下过田，所以经常会走到烂泥田里。有的烂泥田很深，经常漫到我的胸前，整个人几乎都快陷进去。

既来之，则安之。渐渐地，我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认识了这里的乡亲。在泮车，我们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从一个把苗当草锄的无知，到熟练地操作锄头和犁，我成了真正的农村人。

在大田，最开心的就是有一份暂时稳定的工作，下乡三年后，队里便将我安排到太华公社的太华小学代课，每月都能领到24元的工资，而晚上的业余时间就到公社的文化站去当兼职，每月也有15元。

最难忘：电影院里邂逅夫婿

在大田，最让我难忘的事，就是在这里找到一个好丈夫。下乡的三年中，我们同来的几位知青都陆陆续续返城了，这个时候看到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回到城市，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也许是老天爷的刻意安排，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

1971年，大田电影队来到我们大队放电影，很多知青都到队上去看电影，当时我先生就在荧屏后面操作放映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先生的一位同事发现了我，见我长得眉清目秀，又是下乡的知青，坚持要替我俩“牵线”。我们相识以后，我先生对我渐渐产生了好感，经常给我写信。

后来，我先生他们的电影队一年会下来两次为我们放电影，他也会通过这个机会顺便来看看我。两年后，我被招到大田的食品厂当上了工人，不久，我与先生结束了四年的爱情长跑，就此在大田安家落户，成为了大田的媳妇。

说起插队时的生活艰苦，我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什么未来的生活会怎样？或许是当时的年龄小、思想比较单纯。回想起当初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上一顿用水煮过的香肉，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确实是让人感觉既辛酸又难忘。

虽然知青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是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种难解的怀念，我希望，在大田插过队的泉州知青们，在有生之年都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据东南早报 讲述人：陈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