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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旬，我应邀参加《福建日报》举办的《屏山时评》作品颁奖会。主持人介绍来宾时，称我是 “资深时评作者”。我深知冠以这一雅号名不副实，但也为是《福建日报》的热心言论作者而自豪。我坚持杂文创作20多年，已出版4本杂文专辑，累计作品数百篇。殊不知，这一切与《福建日报》有着不解之缘——引导我走上杂文创作之路，从起步、成长，直至成功的，正是《福建日报》的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虽酷爱读杂文评论，但对杂文创作一窍不通。有天，从报上读到三明新建的麒麟山公园第一天开放，就涌进了3万多人的消息，好生感动，于是，就和同事试写了一篇千余字的评论，寄给《福建日报》文艺处。不久，文章以《公园与产值》为题见报了，虽只有数百字，却是编辑用心剪裁的结果。正是许多这样的编辑甘为人梯，默默工作，提携新人，使《福建日报》倍添凝聚力。

1983年的一天，读到《福建日报》学习版上刊登的《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文，以“吴下阿蒙”的典故，引出对知识分子当刮目相看的道理。阿蒙原本目不识丁，后来发奋苦读成了读书人。我觉得这倒给人另一番启示：许多工农干部经长期学习实践，不也进入读书人行列了吗？于是，我以此立论，写了《也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寄去了，想不到，稿子很快就见报了。党报编辑的大视野令我为之景仰。

1987年，我在县宣传部门工作时，对 “生产力标准”讨论有着一些想法。认为衡量生产力，“应把生产力要素同经济发展指标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不能简单地把生产力标准等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于是，就写了《科学把握生产力这把“尺子”》的文章寄到报社，被理论版摘要刊登了。我杂文创作的逆向思维，就是在编辑的耳濡目染中逐步形成的。正是编辑深邃的思想先导，影响着作者的创作方向，才有更多的作为“党报旗帜”言论的出现，党报才彰显导向性的功能。

我曾在县里担任领导工作七八年，更多了解到民情、民意、民声，由此萌发的所思、所想、所悟，常会在脑中冒出一些火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付诸文字。说起来，这都是对俗人、俗物、俗事的感悟，比如《小光饼·大名牌》、《是斗笠不是乌纱帽》、山村老妈妈的肺腑言》等，都是些凡人小事、凡人新事，却一一登上了《福建日报》副刊的“大雅之堂” 。

我的杂文创作之路并不平坦。有人把杂文比喻为带刺的玫瑰。既然有“刺”， 就易让人生厌。有朋友劝我，你身在官场，就别“惹是生非”了。在我犹豫之时，正是《福建日报》文艺部的编辑为我的杂文写了评论——《杂文家的乡土情结》。文中说：“大凡杂文之‘家’，为责任、使命所驱，常作谔谔之言，作盛世之言……为人所欣，亦为人所妒”，“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除却责任，除却精神，吾复何求”。这不仅给我创作艺术上的指导，而且给我人生之路的提醒。

20多年来，杂文创作的苦乐生涯，练就了我敏捷的杂文思维和正直的杂文品性，让我长了知识、长了才干、长了志气、长了正气。从中，我领略了激扬文字的愉悦，获得了人生价值的满足。每每想起这些，我就难忘伴我前行的那些知名的抑或还不知名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