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夏同志善于把握大局抓问题,文字老辣,业务水平很高,确实令我佩服。我是学中文的,初到报社,对新闻不熟悉,对新闻评论不感兴趣。我写评论,完全是被他逼出来的。有一段时间,我同他住前后楼,不止一次在我正吃晚饭时,他拿着一篇新闻稿走到我家里来,慢腾腾地说:“种生同志,给这稿子配篇言论,明天见报。”我只好放下饭碗,先把评论赶出来交差,再回头吃饭。而稿子经过他的修改,总是大为增色。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年轻人格外宽容、关心与呵护。
我到报社不久,风云突变,“文革”兴起。那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自然是真诚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奋起参加造反。几位老领导,一个个成了批斗的对象,我们则成了批判“走资派”的“造反派”。十年“文革”风风雨雨,党在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身上体现出来的优良传统,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文革”结束后,我仍然在几位老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他们不仅没有对我施加报复,反而加以提拔任用。1978年,我出乎意外地被派往闽东地区担任《福建日报》驻宁德记者站站长。1990年,省委任命我担任《福建日报》副总编辑。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何少川同志找我谈话,他在谈了省委对我任命的决定和工作要求之后问道:“你知道是谁提名建议任用你的吗?”我如实回答:“不知道。”何少川同志告诉我:“是老孙(泽夫)同志建议的。他说,查一下,如果‘文革’中没什么问题,这个人可以用。”新闻界老前辈用人,考虑的是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恩怨得失,他们大海般宽阔的胸襟,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我离任之后才听说的。当年,报社到365体育手机版:大学选调毕业生的是季德吉同志和许佩英同志,是他们把我引进党报大门的。他们也始终关心着我走出的每一步。我离任之后不久,曾经接到季德吉同志的一封信,畅谈当年事。在信中,他还谈到我到报社不久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谁能料到一个月之后,中宣部出版的内部文件《宣教通讯》上登了一条消息,说目前大学教育中红专关系没有解决好,如厦大中文系的学生黄种生竟说,中国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没有一部能和《红楼梦》相比拟的作品。”几十年来,老季同志对此事一直隐匿不提。他并不认为我对《红楼梦》的评价有什么问题,担心的是在当时不停的政治运动中,我的话可能成为一种“罪名”,传播开来可能使我这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受到伤害。老同志的良苦用心,几十年隐忍不举的毅力,使我感动不已。
列宁曾经说过,他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读了五遍,每一遍都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无独有偶,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也有很高的评价。他不仅自己反复阅读,而且劝说战友、部属也来读。他要许世友将军至少看五遍,要求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结合。他把我国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作为历史来读,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可见,《红楼梦》是个好东西。他发动批判俞平伯先生,批的是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并非批判《红楼梦》。其实,我根本记不得自己是在什么背景下、有没有说过那么一句话,更想不到同学当中会有人向上“告密”,而当时的堂堂中宣部,居然也把这当成一回事,登在《宣教通讯》上。当年,我如果知道这件事,很有可能会在心灵深处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老季说,主编《宣教通讯》的那个人,“六四”风波之后出走美国,转到台湾某大学当客座教授,靠骂共产党混饭吃。历史的辩证法如此铁面无情,真是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