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三变进党报
1951年，我从《福建日报》的普通通讯员变成积极通讯员、骨干通讯员、特约通讯员，一年三变。记得当时我还在闽侯县委工作，一天晚上10点多，我接到《福建日报》的电话，要我采写一篇闽侯人民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稿件，第二天用电话发稿。当时天气不算热，但我还是急出一身汗，我只回答了一句：一定完成任务。第二天我按时发稿，受到了报社的表扬，并把我捐献的20万元（旧币）的事在稿件中另加一个小标题：“本报通讯员吉景峰捐献稿费20万元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久，我收到报社通联组一封信：你积极完成报道任务，不仅是本报通讯员，而且是一位积极通讯员。
第二个变化是，当时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很高，于是我写了一篇《水利模范叶保灿和他的快板》：“天下农民一条心，不分你村和我村，来了共产党农民把田分，修好水利把田灌，农民生活要改善。”在《福建日报》发表后受到好评。通联组来信表扬我，说现在你已经是骨干通讯员了。我问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牛力达“积极通讯员和骨干通讯员有什么不同？”他说：“那不一样，‘积极’只说明你的态度积极，‘骨干’说明你已经成为依靠的对象了。”
第三个变化，从骨干通讯员到特约通讯员。牛力达说：“你这样勤学苦练，不用一年就可以当特约通讯员了。”我嘴里说：“不行，不行！”其实心里很想当特约通讯员，因为我喜欢牛力达的那张白底红字“特约通讯员证”。这一年秋天，我果真收到《福建日报》发给我的“特约通讯员证”。里面还有一封信，大意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你已具备了当本报特约通讯员的资格，特发给你特约通讯员证。
不久，我患胃病在福州省立医院治疗，一天通联组的邓辉政带我去见社长何若人。何若人满脸带笑地说：“我们党报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工农出生的知识分子干部，你先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来报社工作。”何社长说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我觉得这是对我的鼓励和希望，于是我更加努力学习。
又过了三个月，1952年1月的一天，县委组织部长苏达通知我正式调入《福建日报》当记者。我当时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到党报工作是莫大的光荣，紧张的是文化水平低，怕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因此，我进了《福建日报》，就像上新闻大学一样，夜以继日地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953年1月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
“后溪乡”报道惊福建
我刚当上《福建日报》通讯员时，就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19日），我在学习这个决定时，心里就想，我也是和报纸刊物有关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听党的话，坚决执行这个决定，尽一个党报通讯员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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