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公款吃喝入刑”未必能达到应有效果

“公款吃喝入刑”如何操作?公款吃喝多少是浪费，其入罪的界定标准是多少?如何取证?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记者发现，反对的声音也大多来源于此。

全国政协委员王俊峰指出，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若是矫枉过正，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

“入刑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定罪的性质、标准都要仔细研究，不是说入刑就入刑的。”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说，目前“入刑”的时机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强化监督管理，用有效的制度来遏制公款旅游、吃喝等行为。

两会上的这些观点在一些专家和学者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公款吃喝吃多了会造成浪费，把此当做犯罪来处理，就把犯罪的范围搞得太宽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刑法研究所所长李希慧对记者说，刑法不是可以随便用的，因为它剥夺人的自由、生命等。

“我们不是一个刑法国家，什么东西都要用刑法来管，这显然不合适。”李希慧表示，治理公款吃喝可以采取教育整顿等其他方式来进行。

“公款吃喝是一个不正之风的概念，也是一种不正之风的表现。用刑法来解决，看起来好像很严厉，但是未必能达到它应有的效果。”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告诉记者。

公款吃喝有它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从历史渊源来看，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迎来送往、吃请送礼，我们比别的民族比别的国家要更讲究一些。尤其是从明朝朱元璋开始，由于官员俸禄大为降低，官员迎来送往大多表现为公款吃喝。一般新建王朝，由于亲眼所见旧王朝的贪污腐败，在其执政前期，大多数官员都比较廉洁。只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给官员极低薪俸，却企图养廉，致使明王朝执政初期，官员就大范围腐败。尽管朱元璋严刑峻法，杀人如麻，但明王朝276年官员腐败的普遍程度，却是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中最高的。”李永忠表示，从现实原因来看，我国现在公职人员工资比较低，但是“灰色收入”却不低。为了比较体面地生活，官员可以利用公款相互宴请。“在国外，公务员的工资相对来说比较高，相互交往的宴请基本上是自掏腰包。因为吃的开销在他的工资结构里面占的比例很小，他对此并不在乎。而在中国，当官员的工资收入不足以迎来送往的时候，他肯定要用公款。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一些官员中就有‘不能当个万元户，也要吃他个万元肚’的说法。”李永忠说。

“醉驾入刑效果不错，但这个方法未必适用于公款吃喝。”李永忠表示，所谓“纪律管不了规律”已被事实证明，“刑律管不了规律”也同样被事实所证明。从目前来看，公款吃喝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情，但醉驾的人却并不多。“前些年中央规定了‘四菜一汤’的公务招待标准，具体到如此地步都没有刹住公款吃喝风，现在想用‘入刑’一下子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款吃喝绝非入刑就能解决。”李永忠说。

“要不要入刑是要经过严格评估的。”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犯罪控制与预防研究所所长狄小华认为，目前我们对公款的管理手段很落后，世界上一些国家花纳税人的一分钱都要经过预算，而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大量前置规范。

“公款吃喝入刑后如何执行?由谁来执行?一旦涉及这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公款吃喝入刑的可操作性不强。”狄小华认为，既没有前置的规范又没有后续的规定，公款吃喝直接入刑就显得比较草率。他表示，刑法资源有限，我们不能把现实问题无穷地犯罪化，由其他的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不主张用刑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