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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世界”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深刻变化。

郑启荣：我们不能想象20年前会提出“和谐世界”这样的思想,现在，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冷战后,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 它们虽然有矛盾,有竞争,但也有协调、合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国之间发生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比较小。

世界目前处在转型的时期，动荡和发展不平衡是这个时期的明显特征，各种矛盾也在凸显，需要寻找更具包容性的办法，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建立和谐世界的一个关键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今世界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处于独霸地位。美国右翼保守势力认为美国可以恣意推行单边主义，但是，在美国陷入伊拉克困境后，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影响在逐步削弱。相对而言，大国关系的调解机制略胜于20世纪，大国关系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印经济的发展，印巴关系的缓和，非洲整体的和平局面，拉丁美洲的发展，都是建立和谐世界的有利条件。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国家战略的哲学基础的变革。

刘江永（清华大学教授）：我个人认为，提出“和谐世界”，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兴，也不是外交口号的变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是从过去的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演变为认为世界是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哲学”。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身份的重大转变。

郑启荣：“和谐世界”的提出与中国自身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着巨大变化，包括中国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国际上的定位。比如说，过去是作为革命者、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现在中国更多是以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身份出现。身份的变化为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外交心态的积极变化。

王根华：我们以前所提出的许多国际主张，是将自己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以造访者的姿态来看待国际局势。但是，“和谐世界”的提出，说明我们在心态上已经变化，我们是国际体制的参与者，对国际体制是有自己的主张的，我们必须在国际社会里有自己的声音，要发挥大国的责任，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和发展。

———通———

“和谐世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通。

王根华：“和谐世界”是外交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前我们提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背后也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但是，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中国文化放到我们的对外关系上，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无论是“和”、“合”、“仁”的思想，还是“中庸”、“和而不同”，都进入了“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是中国内政在外交上的延伸。

王根华：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在国内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很自然地延伸出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亚洲。从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建设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务实和创新。

“和谐世界”与人类追求幸福的普遍愿望相通。

郑启荣：国家平等的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一以贯之，而且，宪章提出的平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关系，也适用于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了宪章以人为本的精神。从宪章的宗旨、原则，都能看出其对基本人格、人权尊严与价值、男女平等权利的强调。这和“和谐世界”思想中的内容不谋而合。

所以说，“和谐世界”理念和人类追求进步、发展的普遍愿望相通，和人类的普世价值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