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将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设计中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就反腐倡廉出台的党纪政纪和法律规范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细。但由于制度与制度之间，制度与法纪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不足，特别是缺乏社会监督机制，导致许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漏洞很多。从网络上所揭露出的那些典型腐败案例来看，现行的监督体制仍然缺乏有效的及时发现与查处机制，类似于“表哥”、“房叔”那样的腐败官员如果不是因为极其偶然的网络曝光和网民们的“穷追猛打”，单靠制度很难得到及时查处和最终的惩处。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方面，我们的制度建设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依然仅仅停留在官员的“自觉”申报阶段，缺乏公示与监督环节;行政权力依然存在很多的“寻租”空间从而导致“潜规则”盛行。另一方面，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和金融工具的信息化，已经使得无论是来自于制度内的自我监督还是来自于体制外的社会监督都具备了可操作的技术条件。如果体制内的制度化监督不能快速突破而常常被一个个成功的网络反腐事件屡屡走在前面，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的悲哀与尴尬，而且也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任何一个社会反腐倡廉制度的设计，其最主要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惩处而惩处，而是要建立在以“防”为主的机制上，是一种前置型的严格防范机制。在这方面，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已有过许多成熟且成功的经验。毕竟腐败现象的出现本身与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并无必然的联系，虽然人类的智慧目前尚无彻底根除腐败的一劳永逸的方法，但将减少腐败作为一种权力设置与权力监督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依然有着巨大操作空间。

对于反腐败职能部门来说，网络反腐热潮的兴起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机遇意味着社会化监督为我们提供了传统信访、举报等监督手段所不具备的信息优势，同时也为反腐败职能部门排除一些内部干扰提供了“靠山”和“平台”。反腐败职能部门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内的监督，在正常监督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方方面面人情与利益关系的掣肘，常常面临巨大的压力。但由于网络所提供的社会监督平台的力量，使得内部监督往往同时也面临着被社会舆论监督的可能。它一方面可以使反腐败职能部门在工作中适当减轻自身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来自利益关系的干扰与掣肘有所顾忌。而巨大的挑战则意味着，如果反腐败职能部门不能在民意面前坚决监督与查处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将对党和政府的声誉甚至执政地位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