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边疆民族发展是后现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沿领域。中国主流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它跟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还不搭界，且待下回分解；二是认为它只会解构不会建构，对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没有意义。推荐大家去读大卫·格斯芬的《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专著和崔之元的《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西柏坡后现代”，联合国人权宣言和普遍历史的黎明》等文章就会明白：后现代主义乃是人类针对现代化弊端，用人性和前现代文化勾兑出来的解毒剂。当今中国遭遇的转型陷阱、道德滑坡、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病根全是现代城市集权。其解药也只须一服：即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中国民族政策法规是西柏坡后现代的成果。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处境是检验中国政治文明的试金石。乌坎转型是中国破解现代迷思转向后现代，把发展观“从社会发展史转向文化生态学”的里程碑。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包容差异兼容多样、多元主体公平博弈，用制度规范保障共和双赢，确保社会和谐。后现代的国家有核心利益即领土主权；国民有核心利益即民德民权；农民有核心利益即地权；少数民族也有核心利益，即包括语言宗教习俗在内的文化权。文化权的核心是保祖坟、保家园和保孩子。保祖坟就是尊重文化价值和习俗（含着装戴头巾）；保家园就是少搬迁少移民；保孩子就是少撤点并校，让各民族孩子离乡土家园父母亲人近些再近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发展者”。我们据此申论：今后中国学界媒体为老百姓说话就是为党说话，为少数民族说话就是为中国说话。在国内扩大少数民族话语权就能在国际扩大中国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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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事件

2011年9月21日及11月中旬，因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广东汕尾陆丰市乌坎村发生了几次村民集体上访事件。而基层政府没有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村民的利益诉求，以致一度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事件。12月21日，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广东省委书记“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批示，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由于广东省委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乌坎事件出现峰回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