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4] 领导中南地区人民出色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项艰巨任务。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26] 。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子恢就此问题进行商谈。邓子恢坚持意见，毛泽东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随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27] 。

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讲：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基本关键，主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合作社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俭办社，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二、政策上要补课，提高合作社干部素质。要确立社内民主制度、选举制度，确立社干之间、社员之间、社员与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

1961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子恢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泽东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4]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此外，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4]

1972年12月10日，由于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因病在北京逝世。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其中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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