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古到近代，一方面，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几乎所有知识点都被学者们精耕细作过了，都被透彻地重新研究过了，也都被或深或浅地解释过了，并在一些局部形成了有颠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史学的整体面貌依然在30多年前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框架并没有根本改观。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理论”“中国史观”因循守旧、缺乏创新。

应该说，长期流行的“中国历史理论”，深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甚至在方法论上我们也是受制于人。如当前我国史学界的一个主流倾向是跨学科研究，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这一主流倾向的实质仍是用西方理论来整理中国材料，用西方概念来表达中国经验，用西方法则来统贯中国历史。我国史学界之所以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观念工具来研究中国历史，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概念和观念工具，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来攻本土之“玉”。我们为何会缺乏？原因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史学界轻视综合概括和理论抽象。大规模综合概括和理论抽象缺席所导致的“历史理论”的贫困，是我国史学继续发展的瓶颈。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几乎所有知识点上均实现了刷新，我们积累了雄厚丰富的具体研究成果，我们又出土了大量简帛资料，我们的史前研究已使我们能更远地走向“上古”。但是，对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未能同步地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未能同步地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工作，从而也就无法形成“中国历史理论”或“中国史观”。

“抽象化”和“概念化”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在历史研究中，仅仅靠堆砌材料和事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材料和细碎事实是如此之多，如果不经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现象到本质的“抽象”，如果没有“概念”的导引，我们就会被这些材料和事实包围而不得脱身，从而无法把握历史的本来面目。“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固然曾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走了一些弯路，但这些概念对中国史研究的推动却有目共睹。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因噎废食，从抛弃一些不准确的概念走向抛弃“概念化”本身，而是要走向新的“概念化”之路，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基于中国的本土经验、材料和事实，重新抽象出一套新的概念系列，以指导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可以预期，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历史理论体系一旦形成，中国道路等研究也才能最终奠定在巩固的历史根基上，也才能在世界面前讲清楚“中国故事”。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