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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袁林看着漫山遍河的部队，心里是有几分明白的。

他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凭着职业敏感，他从《红色中华》报署名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文中，嗅出一丝新动向―――“文章说，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离长征仅十余天时，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

形势明摆着。袁林说：“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刚失败，大家心里都很烦闷，有人骂李德那一套洋玩意在中国行不通。”童小鹏记得，前四次反“围剿”他老忙着处理俘虏，这一次却闲得发慌，全被派去修堡垒。可没有钢筋水泥，挡不住飞机大炮，苏区21县很快锐减为约8县。10月初，“形势越发紧张起来”，不走不行了。

可走也走得莫名其妙。袁林带着刚招募的六七百新兵拿着棍子梭镖急赴于都，只见漫山遍野的部队混杂大量辎重，连庞大的印钞机都带上了。大军日行十余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

刘伯承回忆长征，用的是“猝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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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者之一的李德，这一天未过于都河。

他自忆半夜至拂晓一直在与项英彻谈。于是，在中央红军已因一系列“左倾”瞎指挥被迫转移的最后时刻，却仍是由这位外国来的军事顾问，向留在苏区的负责人做最后交代。

黎明河雾，他骑一匹良种白马，又另带一匹马专驮咖啡香烟，飞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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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毛泽东疾病缠身。

苏区已千疮百孔，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却仍在以苏区政府主席的身份给留下的干部讲话。这一天，检点行装，他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两天后出发。

聂荣臻记得，9月中旬与一军团长得令秘密准备转移后，曾一起找毛泽东想问个究竟。而毛泽东却答非所问地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如何？当时的他能说些什么。亲弟弟毛泽覃被留下（半年后牺牲），他也无法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