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剧变是中东近几十年来政治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曾掀起风起云涌般的民族解放运动；70年代末，中东又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潮。这次中东剧变发生后，西方媒体将其冠以“阿拉伯之春”，显然将其“定性”为中东政治民主化浪潮。然而，两年多过去，这些转型国家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比过去更加糟糕，民众情绪由希望变成失望乃至绝望。“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

中东剧变前，部分阿拉伯国家存在国内积弊，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已经到了“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地步，爆发民众革命有其必然性。因此，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杀，竟能星火燎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巨大政治动荡。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难题：统治阶层背离人民、经济依附性发展、外交唯美国是从等等。解决这些难题本身就是漫长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政治发展历来是破易立难，打翻旧秩序并不意味着能建立新秩序。而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只具备打破旧秩序的条件，却缺乏建立新秩序的先进领导力量。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由于长期奉行高压统治，国内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更不要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左翼政党，唯有穆斯林兄弟会凭借宗教外衣得以延续生存下来。因此，这些国家在“后革命时代”的政治转型，从一开始就面临两难悖论：走民主化道路，最终胜出的是组织性强、意识形态明晰的穆斯林兄弟会，导致民主化变成伊斯兰化；重返军人专制道路，又会让与穆巴拉克政权乃至美国藕断丝连的军队高官获益，而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纳赛尔式的英雄人物。

阿拉伯变革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也存在巨大误区。中东转型国家普遍将“民主化”视为纾缓困境的不二法门。殊不知，民主只是遴选领导和政治运行的机制之一。“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看似公平公正，但竞选最终都是金钱和权力的比拼，胜出者必然都是有权有势者或社会名流，而不可能有真正代表底层利益的劳动者阶层。指望通过民主手段纾缓国内诸多难题，实际是用简单手段解决复杂问题，最终难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与此同时，在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和成熟政治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化只会导致党派竞争加剧，政府权威性丧失的“坏民主”。民主化使这些阿拉伯国家既没有享受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好处，同时还丧失了威权政体政治稳定的好处。

国际力量对比也不利于中东剧变向进步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国际权力体系中长期独大。近些年，西方国家整体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中东地区，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是最大外部势力。纵观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无论过去的英、法，还是现在的美国，共同点就是防止中东出现挑战西方秩序的地区性大国，削弱、打压该地区任何旨在谋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运动。面对中东剧变可能引发第三次阿拉伯民族复兴浪潮的前景，西方国家故伎重演，想方设法将变革洪流朝向依附的方向引导：对沙特、阿联酋出兵巴林默不作声；对埃及等转型国家，则以贷款为诱饵，迫使他们接受苛刻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反西方国家，则公开鼓动政权更替。在这种明显得不偿失的政治变革中，普通百姓成为最大受害者。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悲喜剧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教科书。它昭示我们，政治变革是个复杂过程，一蹴而就的政治变革根本不存在。同时，稳定与改革发展是一组辩证关系：没有稳定，改革与发展无从谈起；没有改革与发展，稳定最终也成为镜花水月。(田文林 作者单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