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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中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目标，其他国家也陆续公布各自的减排目标。两位对此作何评价？

斯特朗：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很有行动力，中国做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目标，这需要很大的决心，也需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减排行动将对世界各国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危害性，越来越频繁的洪涝灾害、干旱还有极端天气都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中国已经意识到，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解决世界的问题。至于其他国家，也已经意识到要减排并且有所行动，但是现在看来减排力度还很不够。

杨志：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出节能减排的任务，不要说硬性指标，就是软性指标也没有。中国是从自愿减排承担义务的角度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是中国首次公布关于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可统计、可监测、可考核”的减排指标。因此，这就形成了行动方案，而不仅仅是个“话语权”的问题了。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来说，《京都议定书》把1990年定为减排基准。但是包括欧盟在内，计算下来不仅没有实现减排承诺，反而排放有所增长。

柳田：斯特朗先生曾经说过，“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同出一源”，怎么理解？

斯特朗：因为是经济活动影响了环境，才引起气候变化。从根子上讲，气候变化与国际金融危机都来源于目前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的特性。环境和经济是相互作用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就会对改变气候有所帮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观点，提倡让环境和经济和谐发展。这种应对思路和观念都很新，很有建设性。在环境治理问题上，除了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比较难的还有怎么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人们有能力把二氧化碳控制在较低水平，同时还能过不错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将经济与生态结合起来考虑。

杨志：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实际上都是基于一种生产方式，即盲目、唯一地去追求经济效益，实际是为了资本增殖而罔顾其他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的，“只要金条，而不要地球、不要人类生活环境”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同样重要，一个都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