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两会期间建议，尽快设立“国家读书节”，设计层次高、影响面广的活动内容并形成惯例，在全社会营造热爱读书、鼓励读书的文化氛围，提升国民素质。
2003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曾连续多次以提案方式，建议设立“国家阅读节”。政协委员们的建议，显然基于对我国国民阅读现状的忧虑。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8年7月发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中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48.8%。这一数据意味着，超过半数的识字中国成年人在一年中连一本图书都没有读过。而在占比仅一小半的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读书只有4、5本，与犹太人每人每年64本的阅读量相比，中国“读书人”的阅读量仅是他们的一个零头。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重视阅读正在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美国从1996年起把每年4月定为“全国诗歌月”，英国把1998年9月到1999年8月定为阅读年，法国每年举办全国“读书节”，爱尔兰、南非、韩国等国家也都有各具特色的读书活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大会将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1616年的4月23日是西班牙文学家塞万提斯逝世的日子，西班牙人为了纪念他，每年的这一天都要举行相互赠书和聚会阅读活动，这一风尚逐渐在欧洲和全世界流行起来。
其实，中国自古都不缺乏“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也不缺乏“悬梁刺股”的读书典范。为什么仿佛忽然之间，中国国民丧失了对阅读的敬意和乐趣了呢？2006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有43.7%的人认为自己不读书是因为“没时间”，另有29.1%的人认为原因在于“不习惯”读书。对于上述出于主观认识的调查结果，尚需一个甄别的过程。所谓因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加大而没有时间读书的说法，尽管颇有认同的市场，但并不能摆脱托词的嫌疑。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在更为“现代”的欧美国家，为什么能够保持较高的阅读率？
也许坦率地承认我们缺乏阅读的习惯，是一个更靠谱的答案。那么，几千年“崇文化、敬字纸”的积淀，如何就在朝夕之间被替换成不习惯阅读的“习惯”了呢？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潜藏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实用主义甚至庸俗化倾向，和过度市场化等现代因素纠合的结果，是国民精神生活空间日渐逼仄的灰霾现实。读书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生存的习惯，一旦获得了黄金屋、颜如玉的回报，书便可从此不读。相反的情形则是“读书无用论”的盛行，书便更加不必去读。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改进当下不尚读书的整体氛围，另一方面需要从育人的层面切入，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
设立“国家读书节”，本意不在于增添一个节日，而在于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拓展国民的精神空间，在中华民族气质中恢复固有的书香成分。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曾说：“我非常希望提倡全民读书。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比之“凿壁偷光”的匡衡、“囊萤映雪”的车胤，地铁中的阅读者应该是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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