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披露黄苗子密告聂绀弩并导致后者罹祸之后，章诒和又撰文披露了冯亦代在她父亲(章伯钧)家“卧底”的旧事。有论者日前发表《揭私披隐到何时》一文，提出“这样的揭秘，于今天究竟有何意义？”
我并不认同章诒和是在“揭私披隐”。做历史还原、人物研究，少不了“揭私披隐”，名人信札、日记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章诒和披露冯亦代“卧底”，史料出自冯在垂暮之年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该书与韦君宜的《思痛录》、邵燕祥的《人生败笔》等都被誉为“讲真话”的代表作。既然这些日记早已公开出版，何来“揭私披隐”一说？
名人、公众人物以及历史人物的隐私权，都小于普通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没人会觉得那是他个人的隐私。同样，无论是从个人的道德隐私还是学术研究的规范来说，追问那个年代特别是历史名人的告密现象，都已经超越了对个人隐私的关注，实质是在还原历史真相。
有人认为，“在那个特别的时代，便是告密者，亦是可怜人。”笔者同意这一说法。伦理学家肖雪慧在《告密现象之盛衰》一文中写道：“除那些天性卑劣而自愿充当告密者的献身邪恶的人之外，还有两种告密者。一种是在前途或生命攸关之时由于人性的软弱而屈服于压力被迫成了告密者。另一种是受意识形态蛊惑和沉溺于褊狭的党派立场，为了某种政治信条而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这是由虚伪的理想引起的道德败坏。”显然，在那个子告父、夫告妻并不鲜见的疯狂年代，冯亦代的行为确有值得同情之处。但是否因为其值得同情，就如某些论者所言不该“揭历史老人的伤疤”？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个人道德生长的土壤固然稀薄，但如果把所有告密行为都归于制度、环境，因而否定人的意志的作用，亦是对人性的否定，对人本身之为人的否定。还有人担心，因为真相难以大白，有的当事人走上了“循环揭黑”的路径，而这难免又陷入类似“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的文化逻辑之中。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说“循环揭黑”，就是一点点真相还原，也会掀起轩然大波，这种为尊者、老者、逝者讳的观念，还在阻止社会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
没有反思就没有历史真相，没有历史真相则没有历史正义。从这个意义说，我们距离真相不是太近，而是太远了。关于那个特殊年代，学界公认“反思不够”、“禁区很多”。这一现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逐渐遗忘了那段历史。但与此同时，极端年代的极端思维和做法并未被彻底清理，而是一直在潜滋暗长。去年，某大学还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暗中盯梢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说，还原历史真相是如此重要紧迫，认为“揭私披隐”无意义者，缺少的不仅仅是一点历史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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