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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久前在《东方早报》发表了《我们应从经适房丑闻中学到什么》一文，批评胡安东先生因噎废食，轻易否定了经济适用房的意义。胡先生能拨冗反驳(见7月1日《东方早报》)，我表示非常感谢。不过，胡先生提出的几点反驳理由，却一点也不能说服我。所以不揣愚陋，再把我想到的东西拿出来就教于方家。

胡先生反驳我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条是：经济适用房之所以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人口的自由流动，户口门槛使许多弱势民工根本没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

这就带来了两点疑惑：

第一，这种状况不能改吗？过去民工子弟在城市就读几乎不可能，政府首先就反对；现在至少政府的态度已经转变了，有关政策也在陆续实施。胡先生就职于媒体，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呼吁，并非没有促成变化的可能。只可惜，有些房地产商叫嚷着用高房价“控制人口质量”，这种妨碍变革的力量，才应该是胡先生攻击的靶子。第二，除了民工外，难道城里就没有其他需要经济适用房的贫民吗？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一些居民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这些人还在城里工作，难道他们不应该享有经济适用房吗？

更让我糊涂的是，胡先生居然拿武汉经适房“六连号”造假事件来证明：“薛先生那种‘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的自由经适房政策，如果缺了强有力的公平监督，不仅会让那些舞弊者‘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而且会让原本分给穷人的房子都会‘洗白’，摇身一变为富人的不动产。”

我文中讲得很清楚，民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舆论监督！经济适用房丑闻，正说明舆论监督之重要，经济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配套。既然胡先生是《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那么我就给胡先生提个建议：派人调查“六连号”造假事件，派人监督各大城市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情况，把丑闻都揭出来。这也是我强调的核心问题。

三十年前，没有人能想象中国会有几百万“网上陪审员”能影响一些重大案件的判决，但是现在网络监督已经无处不在。难道这种网民的监督，不能用到经济适用房上来吗？比如，胡先生任职的新闻机构可以开个网站，专门用于举报经适房的非法占用者，可以把长期停在经适房前的私人车照下来，把车主(住户)的名字公布。搞些“人肉搜索”也未尝不可。这种事情多起来，谁还能“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呢？

第二，针对我主张的社区自治，胡先生称，“这个‘自治权力’的下放比强调‘西方式民主’更可怕”。这话大概正点明了我们的分歧的核心。

你要觉得民主可怕，觉得中国人不该有民主，当然会觉得不应该建经济适用房了。在我看来，胡先生对民主的理解似乎有些欠缺。我不是说要把“西方民主”照搬到中国。我只是说现在经济最发达、社会最稳定和谐的社会，恰恰都是西方民主社会。真不知道为什么胡先生把“西方民主”看得那么可怕。

他反对“自治权力”下放，理由是地方上更可能腐败。这个事实我承认。但是他似乎不理解的是，“自治权力”下放不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基层政府，而是让地方社会自我管理，就像村民自治一样。基层政府的腐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的权力不受本地居民的制约。“自治权力”下放则是把地方官的权力尽可能地转交给老百姓自己。这种传统固然在西方源远流长，但也不是西方的专利，日本江户时代搞得就很成功。

第三，在经济适用房的利润问题上，胡先生称：“国内经适房不完全像欧美那样是‘公共产品’，而是‘政策性产品’，尤其是住房保障纳入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后，其功能更属‘政策性投资产品’。”

其实，欧美的经适房许多也是“政策性产品”。但“政策性产品”也可以通过市场来经营。这一点，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给中国提供了现成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去研究一下？这也揭示了许多像胡先生这样的人的通病：他们动不动就说西方那套不适合中国。其实，西方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国，有些则很适合中国。你总应该先研究一下西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再断定其是否适合中国吧？

我劝胡先生们不要对我等的“隔洋感叹”这么不屑一顾。中国近代以来的许多变化，就是从这种“隔洋感叹”中来的。我也许没有胡先生那么了解“国情”，但毕竟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对中国还是认识的。正是这种中国经验，塑造了我们观察西方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说，“隔洋”而不“感叹”才是失职的。

我批评胡先生的要旨很清楚：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要有效落实，必须推进民主建设。改革走到今天，这个问题早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胡先生居然提出一个“民主可怕论”，甚至把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看得“比强调‘西方式民主’更可怕”。我希望胡先生这里是匆忙之间没有表达清楚。不过，我也担心，目前确实有一群精英，关起门来就在那里议论：民主的交易成本过大，还是绕开为妙。我希望胡先生不属于这种人。希望他能看到，民主能解决许多单纯靠市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最健康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