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招生办7日发布通告称，31名违规变更民族成分的高考考生被取消录取资格，鉴于他们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不对外公布他们的姓名及相关信息。重庆市纪委、监察局同时公布对这起高考造假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石柱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汤平等15名党员领导干部党内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理。(昨日《人民日报》)
以“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为由拒绝公布造假考生的姓名及相关信息，这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31名考生中大多数为未成年人，说明也有少数考生已经是成年人，按照重庆市招办的逻辑，这些成年考生是不需要按照“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加以保护的，可是为何他们的姓名也要严格保密呢？
其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仅有两条禁止公开未成年人姓名等相关信息的规定，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但重庆高考考生民族成分造假事件，显然不在上述规定之列，怎么就能“依法”不公布他们的姓名呢？
很显然，重庆市招办等部门所“依”之“法”，并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而是他们自己炮制的一部“障眼法”，并因此对造假考生的家长也采取了周到的保护。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之所以盯住这起高考造假事件不放，并非是要和31名造假考生过不去，而是要求有关方面对这些考生的家长严肃处理，因为后者才是造假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新华社记者最近的调查证实，近年来各地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或骗取高考加分的考生，主要都来自非权即贵的权势家庭，重庆的这起高考造假事件也不例外。所以，人们要求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实际上是在“倒逼”公布造假考生背后的“权势家长”的名单。而今，“汤平等31 名考生的家长”，则巧妙地将其他29名考生的家长(包括12名领导干部)的名字隐去了。这样一来，公众不但仍然无法知晓造假考生都来自什么样的权势家庭，也无法对这些据称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的领导干部是否会很快“带病提拔”等问题进行监督。由于公众缺乏参与和监督的渠道，有关方面对这些领导干部的“严肃处理”，会不会又是一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问责游戏，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重庆有关方面对高考造假事件的处理，既保护了造假考生中的未成年人和已成年人，更保护了多名负有直接责任的“成年官”。偷梁换柱的“障眼法”和避重就轻的问责游戏玩儿到这个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让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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