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像记住孙志刚一样，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
河南省新密市28岁的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拉开的不只是他的胸膛，还拉开了这个国家职业病防治的一系列隐埋的陷阱。
张海超在一家耐火厂打工，因胸部不适和咳嗽，被郑州、北京多家大医院诊断为尘肺病，然而法定的职业病诊疗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给出的诊断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建议进行肺结核诊治。为此，张海超不得不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胸验肺，结论为“尘肺合并感染”。
我不知所有读到这个新闻的人，是否会如我一样产生无力感和悲愤感。一个罹患职业病的工人，为了到法定机构做职业病诊断，需要获得导致他患病的工厂出具的证明，历经上访后他获得了必需的材料，而职业病法定诊疗机构却称他没有患职业病，并且建议他作做职业病的治疗。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有职业病，这个工人不得不自费打开自己的胸膛。
张海超确实是尘肺病，这已经由开胸检视所证实。然而，他现在还只是“医学尘肺病患者”，他作为尘肺病患者的法定身份，仍然需要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确定。这是一个拥有“知识法权”的单位，这个“知识法权”单位未能治疗他的尘肺病，却能够剥夺他作为尘肺病患者的资格。啊，他们是“严格按照尘肺诊断标准来判断的”！
张海超早已被发现肺部有问题，但检查结果被他打工的工厂扣留。当他有了自觉症状并得到多家医院的检查确认时，他打工的工厂拒不出具必需的检测许可，当他通过上访获得许可后，法定诊疗单位否定了他的病情。按照程序，他染上职业病以后，几乎只有等死一条路可走，而且按照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建议，他应当接受另一种病的治疗。
我无法明白，在这里，资本权力与知识权力是否存在着联系，将一个患病的工人推向死境。但我看到，哪怕这两者没有联系，企业主并不配合工人的健康要求，法定治疗机构更是指引了一条治病的歪路。而在这背后，是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上的漏洞，这漏洞包括职业病检查必须经过企业主的同意，而且检查必须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任何其它医疗机构，哪怕再权威的机构也不能作出“合法诊断”。一个工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摆进了法律、资本和知识的迷宫，法律规定了资本和知识的权力，资本和知识不管结盟还是不结盟，都足以成为难以逾越的大山。
我并非法律反对派，也不是资本或者知识的反对派，我对秩序也有着由衷的赞美。然而，在张海超，一个患病的工人面前，法律、资本和知识所构造的秩序是何其完备，但生命的秩序、人道的秩序又何所寄存？
张海超开胸验肺，是一个悲剧，还是一个控诉？如果它被承认为一个悲剧，那么我们还有可能看到改变的发生，如同孙志刚的悲剧曾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而如果它只是一个控诉，那么制度可能仍然是强固的，职业病的诊断将可能继续控制在资本和“独家知识法权单位”的手中，不作改悔。
开胸验肺作为一个悲剧是沉重的，作为一个控诉是有力的。在这个公款出国游被称为“考察”的时代，在这个没有医疗事故而只有“医疗意外”的时代，患上职业病的工人却无法获得职业病患者的名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无论作为悲剧还是作为控诉，张海超，应该被铭记。他不是英雄，只是无力者进行着一个无奈的抗辩。他剖开自己，不是要洗清身上的污点，而是要证明应当获得必需而且正确的治疗。这是很可怜的要求，但必须承受自费开胸破肚的痛苦。他要获得一点点公道的对待，必先付出巨大的代价。希望，绝望；绝望中的希望，希望中的绝望；为希望而绝望，因绝望而希望，我有些词不达意了，我想这可能也是张海超，以及看到他的遭遇的人们，在大脑里交织闪回的一些意识。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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