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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飙车案主角胡斌被安排接受电视采访后，顶替说的演绎拉上了帷幕。这一场突然喧嚣又瞬间沉寂的质疑，动用了无数网络资源，传统媒体也发表了不少报道和评论，而且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当地法院和检察院都卷入其中。此事件中反映的社会心态，不应该因为事实的澄清就烟消云散。

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民众对权势阶层的极不信任，认为权钱交易可以所向披靡。在以往的经验中，民众常常感到惊讶，发现只有自己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个事件中，网民们想到了，但胡斌和他的家人并没有做到。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仍然很好奇，为什么这些想象被网民们当作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网民们认为胡斌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逃避惩罚为什么被看成是值得付出一切的结果？

胡斌找人顶替的代价有多大？有一个广为传播的说法是，他已经潜逃韩国，将做整容手术，以另外一副模样存活于世，逍遥法外。

我认为，假如胡斌一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搞定各方，完成调包动作，那么他们就能够请人分析或者打听出来，他将面临的不过是三年刑期。为了这三年刑期，要让原来那张脸彻底从世上消失，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胡斌开车撞死了一个无辜的行人，他真的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逃避惩罚吗？这是我在观察整个顶替假说过程中，一直盘旋于脑海里的问题。我甚至分不清，这到底是胡斌的问题呢，还是网民的问题？难道一个罪犯不需要通过服刑来完成心理解脱吗？

我想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西方这一类赎罪主题作品有很多，但是这部小说对此主题揭示得最为深刻。假如要把小说的故事简单化，听起来像是一个花边新闻：一个大学生杀死了房东老太太，千方百计逃脱罪责，最后终于得逞。然而他受到良心的谴责，也受到他人的点化，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他主动自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上了灵魂解脱的服刑生活。

当这个故事在陀氏的精神拷问中，被演绎成近千页的小说时，它就成为一部人类道德、法律和宗教对于肮脏现实与罪恶灵魂中人的存在与挣扎的呼告书。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内心，又该怎样与扭曲的现实相处？这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俄国人，更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要面临的问题。

明确的赎罪观念来自基督教，但是它其实也是所有宗教的核心话题之一。在佛教中，因果报应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解释。我们是否还需要反思和忏悔？如果需要，又该如何进行？是公义吗？是良知吗？还是对法律的信仰？我们建立了什么通道？

当我们讨论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时，当我们讨论官员财产公布问题时，当我们讨论司法腐败内幕时，甚至当我们讨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时，我脑子里都始终萦绕着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人心安理得地罪与罚。

真假胡斌质疑中，关于逃避三年刑期的假设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我十分欣慰地听到胡斌说，他对死者怀有永远的歉疚。但是我也十分恐怖地想象着，在网民的推论中，这句话完全有可能出自一个顶替者之口，而真正的胡斌正戴着假面在外面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