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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大学生在毕业论文中被发现有抄袭行为，他还有机会为自己辩称是交错了论文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是高校行政领导，因其权力属性昭然，就有了“被跟着抄袭”的可能。8月6日《中国青年报》消息说：针对沸沸扬扬的“论文抄袭”事件，武汉理工大学5日上午首次作出正面回应，称校长周祖德没有“论文抄袭”行为。校长周祖德称，他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并将吸取深刻教训，带头进一步端正学术态度。

我一直搞不明白两个问题：一是高校中的专家教授辛辛苦苦钻研出来的学术成果，为什么要挂一个不相干的领导名字在前面？为什么某些领导在学术领域就天然地成了“万人迷”？二是挂名论文若是抄袭，领导就无辜得很，但对于那些没有被发现抄袭的学术论文，怎么不见有校长院长出来声明一下“此文与我无关，纯属教授客气”？出事了就扮无辜，没出事时就心安理得地坐享别人的成果，这是什么逻辑？

从院长抄到校长，从教授抄到院士，学术领域的公信可谓斯文扫地。抄就抄了吧，偏偏又学赖皮的孩子一样，还搬出让人齿冷的理由，什么“过度引用”云云，别说学术诚信，连学格底线都荡然无存。3月15日，教育部召开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座谈会，教育部部长周济提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敢于对学术不端“下猛药”，为整治学风，教育部正逐步将学术道德建设纳入高校课程，并将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近日又有消息说，吉林大学制定了新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大家都对学术自治寄予无限热望，舆论也呼吁公众要“相信学术自治的力量”。

学术自治自然是个好东西，国外也多有实践。理论上说，学术也只能靠自治，毕竟，学术问题涉及到学术标准的认定和规范，局内人比外人更熟悉本行业的情况，因此，职业共同体比法官与民众更有发言权，这是“行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自治不能顾名思义，不等于自我批评，更不是关起门来包庇纵容，它应该是在严明公正的法制体系下的开放式管理。就此而言，有法可依是自治的前提。这个“法”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学术自治机构与组织依法而设，法规应保障其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权力，出了问题有人来认定，且敢于认定；二是规范细则统一，责罚标准明晰，缩小自由裁量权，不至于出现“一个抄袭，N种罚单”；三是法规得保障公众监督学术自治与知情的权利，提供透明开放的平台，可以辩论，能够博弈，有质疑必有回应。

眼下看来，我们不缺大学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这些形式上的学术共同体机构。遗憾的是，每每学术不端被曝光，它们的表现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颠倒黑白，这种诡异，恰恰是因为学术自治缺乏法理维度的表现。俗话说，无法则无天，学术的自我清洁功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得靠制度与法规逼出习惯来。如果我们的学术不端还停留在靠人事争斗顺带着曝光的水平上，如果我们的学术自治还只是看起来很美，学术的不堪迟早要侵蚀社会进步的肌体。无法而治还谈什么学术自治，当道德的力量在学术失范面前波澜不兴的时候，就是该祭出法治宝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