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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宽纵此前违法行为，是否足以达到获得属实数据的效果，仍然是一个问题。普查数据是制定土地规划的依据，哪怕宽纵以往，不改变此前的规划，上报数据仍会影响到今后的土地规划制定，所以地方政府是否会如实报告数据，仍然不可预期。因为继续不如实申报，不仅可能带来未来的利益，而且将会使此前的违法行为貌似不曾发生，不如实申报可能有多重利好。更重要的是，哪怕是以政策反对法律法规，追授违法行为的合法性，也不能让人拥有获得真实数据的信心。

我们知道，数据作假已经引发普遍质疑，不只是国土普查必须出台这样一个政策，统计公报更会在发布之前对各种数据套用消除虚报的修正公式。在一个高度强调集中的行政体制之内，决策正滑向不能得到真实情况支撑的陷阱，而行政体制仍在勉力而行，以求通过一些未必正当的政策来获得实情，效果却将继续令人不敢保证。

作假的存在，固然有地方利益，有官员利益等。然而，作假问题难于克服的，除了治理结构上的有意剥除地方考虑的倾向，也与治理结构高度依赖权力自身的上下管理有关，因而缺乏社会对权力的规制，导致权力高度集中。

然而，治理结构面临如此困境，我未闻有何种改进的思考，而批评者仍在迷信权力集中的用途，好像权力的以上凌下更严厉一些，“垂直管理”更多一些，也就是下级权能缩小一些，情况就会好起来，而在我看来，通过下级扩权和社会开放之路，应能收到更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