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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不是刑法——后者法不容情不能调和，而前者的法理与情理完全可以也应该在特殊情形下作出调和。若以执行刑法的思维来执行劳动合同法，难免让人寒心。

甘肃省兰州市清退最后1240名代课教师的事，引起了《人民日报》关注。

本周二，该报刊发《这一次离开，可能就是永远》的长篇记者调查，记录了近期已被清退的部分代课教师的可叹与可悲。为此，还专门配发《刚性政策，更要有情操作》的评论，提醒兰州有关部门能否有情操作“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

张永明做了19年代课教师，被清退前月工资200元出头，兰州市“清代”每年教龄补偿1000元，政府“买断”张永明教龄只花区区19000元。“年龄大了，除了教书啥也不会，打工都无人要，这后半辈子咋过呀”——张永明黯然神伤叹息连连。

教育部2001年首次提出辞退不具备老师任职资格的代课教师，到2006年进一步提出逐步清退所有代课教师，兰州的“最后清退”正是依据此项刚性政策。可兰州之所以成为“典型”，我想原因不外乎有二：

其一，师资短缺年代，代课教师对普及义务教育作过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尤其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代课教师报酬微薄，却年复一年教书育人，该特殊群体对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功不可没。时过境迁，各地岂可把他们当成包袱甩。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性的国企“关停并转卖”甩历史包袱，其社会影响及后遗症至今未能完全消解，同样的教训非得在代课教师身上重来一次？其二，兰州“个案”的背后，很可能在贫困地区带有普遍性。权威中央媒体的报道历来讲究“剖析个别隐喻一般”，显然要对整个贫困地区的“清代”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