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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算是旧话重提，深圳拆迁的例子的确是让人艳羡的。有人说，政府和开发商付出的补偿很高，最终开发商会用更高昂的价格来把高成本涵盖。每一个城中村改造意味着整个城市整体运营成本的非常规上升，这将导致整个城市运营的断层——但实际上，即便是没有生长城中村的地皮，盖出来的房子也不见得便宜。拆迁补偿，就算高一点，只要补得其所，对公共利益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总比短斤缺两、强买强卖的强。

拆迁上的补偿价格，说到底决定于政府的议价能力。眼下的情况是，即便是涉及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某些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也是出奇的彪悍，比如各色诡异的听证会，一律看涨不看跌。政府越“精明”，话语权越骄纵，群众的话事能力越孱弱，很难讨到一个公平正义的价格。结果有二：一是很多与公权沾边的产品成本不透明，职能部门以信息不对称捍卫其议价优势；二是利用政府公权，动用强制力量，固守“低买高抛”的霸王逻辑。与其说这是一种“议价能力”，不如说是自说自话独断专行。

当然，随着民主法治的健全、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与民众议价的领域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成熟。然而，在这种常态的对话与博弈中，政府的杀价本领有多高，不仅考验着其善治的层级与情怀，更决定着民众的幸福感，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示范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公权与私权“砍价”的时候，是温情的，乃至是大智若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