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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政策强压之下，楼市形势大变。在一系列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之后，京沪深楼市均出现了激增的抛盘，本周末上海14个楼盘扎堆集中开盘，并推出各种名义的打折促销；北京则爆出某炒房客一次抛售20余套房源，总价近1.3亿元的二手房历史最大抛单；作为一年来房价涨幅最大的城市，深圳则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价格调降迹象。

笔者一直预判今年房价必然会见顶回落，在当下则更加坚定地看空中国的楼市。而从调控部门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看，无论是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还是停止发放三套以上购房贷款，乃至拟议中的房地产保有税，都与笔者之前的呼吁不谋而合。但即便在调控政策的重压之下，多数人还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房价喘息而已，调整过后房价依然还是会上涨。无独有偶，某知名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认为未来房价还会上涨的比例高达40%。

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这些继续看涨房价的人而言，其中多数人同时又认为目前的房价已经很高了，甚至有部分人根本都还没有买房。出现如此悖论其实并不难解释，那就是自2002年以来多次房产调控政策的失灵，已经让公众失去了对调控政策效果的信心，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让公众认为，房价真的是只能涨不能跌。对于调控政策当局而言，公众的惯性思维或许才是最大的政策落实障碍，也正是必须认真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笔者建议，调控部门需要从体制深处来反思历次房产调控失灵的原因，否则房地产调控难免再度功亏一篑，而在当下，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是，“假如本次房地产调控再次失灵”会如何？

回顾之前的房地产调控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房价并非只涨不跌，2005年和2008年房价都曾在调控政策之下出现较为明显的调整。但之后，房价均出现了报复性大涨，并且迅速创出历史新高。而房价之所以能够报复性上涨，其原因就在于调控当局对政策执行力度的放松。就以2008年为例，二套房贷政策在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被人为“柔性”执行，最终不仅导致调控政策效果丧失，还造成了房价在金融危机中暴涨的罕见场景。以此而言，本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同样存在陷入类似问题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房价出现调整，所谓“银行先倒论”、“中国经济崩溃论”、“社会不稳定论”又将会大量出现，极有可能再度阻碍房产政策的持续性。果真如此的话，房价真的会不幸再度由跌转涨。

但与以往历次调控失灵不同，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容忍调控再次失败。畸高房价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业政策，而且是中国经济体制的长期稳定运行。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况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而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则是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房地产价格飙升所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内容。房价牛市始于1999年的房改，从那时算起至今的11年时间里，公众的财富收入地位根据是否买房而被清晰划分。是否买房和买了几套房，已经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标准。其间，买了一套房产的可以称为“保值”，买入两套房产的可以称为“增值”，买入三套以上房产的则为“暴发”，与之相反从未买房者则沦为“赤贫”，因为个人的工资收入涨幅远远无法企及房价的飙升。更进一步，如果说购买房产数量的多少，体现的还只是既有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那么当房价飙升至今，第二个收入分配问题则表现为社会代际间的巨大不公平。对于2002年就开始工作的公众而言，尽管房价始终并不便宜，但至少还是可以通过节衣缩食买得起房的；而对那些近年刚刚踏入社会的新白领而言，以他们目前以及未来预期的收入水平而言，都已经根本无法承受任何一套商品房的巨大开支。由此，前后大约5年时间的社会工作起点差异，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财富代际分配的沟壑。

中国经济社会是由不均衡发展起步，但是最终的路径却必然是走向均衡发展，这也是当下科学发展观的政策要义所在。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恰恰导致均衡发展路径被人为阻滞，不同群体间因为拥有房产数量的不等、因为“代际差距”而无法实现平等创富的机会，甚至由于高房价而失去了依靠自身努力改变人生的机会，是为社会经济实现良性健康发展的巨大阻碍。

最后回到我们的设问，“如果本轮房产调控再度失灵”会如何？假如房价因为调控中断而在“天价”基础上继续暴涨，那么社会阶层的财富分配差距将会呈爆炸性拉大，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将不可避免地爆发。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都难免面临挑战，遑论宏观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了。正基于此，房地产市场调控已经到了破釜沉舟的境地，“开弓”之后已经再没有回头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