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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谁来保证批评权的落实》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最近在景德镇面临了“被技术屏蔽”，由于该报刊登景德镇邮局有关组织公费赴日本旅游的负面报道，结果这家邮局通过其发行渠道对刊登此报道的当期报纸进行了抽离，当地人士看不到当日《江西日报》的相关版面。此事发生之后，坊间多有批评，认为景德镇邮政局胆大包天，居然敢收缴上级党报，殊不知，不仅《江西日报》有此遭遇，就是贵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也曾被“和谐”过：2003年9月，江西省定南县便曾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如此拆房,为谁谋利》的批评稿件,竟将该县8月28日的《人民日报》全部扣压。

这些扣押党报的事件发生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扣押机构都先后出来道歉，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党报和其他报纸不一样，党报手里一般都握有强大的政治资源，扣押党报事关党的形象，事关上级能否对下级进行监督的政治定性问题，因此与扣押其他报纸的性质存在差别。然而，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扣押市场化媒体的行为还少吗？这些地方与机构为什么胆敢封杀媒体？不外乎是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把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扣押如此，对舆论监督的反扑、控制亦是如此。目前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公关一方和被公关一方各执一词，其中有的记者通过微博主动曝光被公关事件，有的媒体人士则有主动被公关的嫌疑。所谓主动被公关，其实就是以不发表批评报道为借口，要求被监督对象在经济上进行合作，譬如投放广告、举行活动等。在不少恶性事件背后，主动公关和主动被公关几乎成为主流化行为。譬如一旦哪里发生恶性事件，一些新闻机构立即出动，但目的不是为了行使舆论监督权利，而是为了经济利益，每每把恶性事件视为广告经营的大好时机。不管其动机是否得当，但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形象，也使得批评性报道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