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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党报也好，大发封口费也罢，其目的都是阻挠舆论监督，直接造成媒体的批评权被压制。这其中有个别媒体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机构视舆论监督为洪水猛兽，想尽办法遏制媒体的批评权。应当承认，这些年来，有些媒体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公关之下，逐渐放弃了批评权，变成了软文的天下、专题的天下。还有的被监督对象，则充分利用对中国国情的理解，通过对有关方面的公关，以内部处理的方式让被管辖媒体无法发出批评的声音。至于景德镇邮局对省委机关报的扣押，其实是一种相对无力的压制批评权的方式，反映出该单位能量较小、运作能力较差的特点，是最为原始的抵制批评的行径。事实上，当前社会对媒体批评权的反制方式已经五花八门，很多时候采取的是“润物潜无声”和应急危机公关的方法。

从这些方式看来，媒体批评权的压缩既有媒体本身的原因，也有利益的原因、权力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然而，现今时代早已转变，如今是信息化的时代，是多种媒体手段层出不穷的时代，光靠对传统媒体的批评权进行公关或压制，并不足以封锁所有信息的传播。比如本次《中国青年报》记者用微博发布消息，就打破了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布新闻的方式，通过微博立即周知天下，并立即引起各方关注。除此以外，一些当事人、知情人经常会出于各种原因而主动在网络、手机等新兴传播载体上发布信息。因此，单一的依靠金钱和权力对媒体批评权进行公关和压制的手法正在逐步失去效应。

然而，新媒体技术进步使批评权扩大是一回事，有关方面、媒体自身对批评权的认识是另外一回事。只有每一个媒体都珍重手里的批评权，每一个部门都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有关舆论监督权利的精神，每一个媒体人都拒绝被公关，都视主动被公关为耻辱，批评权才能真正落实，所谓舆论监督才能够成为现实，媒体也才能做社会进步的催化剂。至少，媒体在对待批评权时应当坚守底线伦理，“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对不说假话”，否则，底线一退再退，及无底线可守，媒体也就逐步丧失存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