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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检察日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近年来，各地发生过一些动用公权打压民众批评意见的典型案例，重庆有“彭水诗案”，山西有“稷山文案”，河南有“孟州书案”，陕西有“志丹短信案”，海南有“儋州歌案”，山东有“高唐网案”，辽宁有“西丰短信诽谤案”。在这些案件中，公检法部门不同程度地非法办案，以诽谤之名迫害无罪公民。这些错案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也损害了公检法机关公信力，更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

最高检为什么强调“案件属于公诉情形”？因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侮辱或者诽谤他人“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果官员认为自己被“诽谤”，要主动提起诉讼才能进入司法程序。在上述案件中，被批评官员都没有走自诉程序，而是向公检法施加压力，由公检法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之名对批评者提起公诉或进行处理。事实证明，上述案件中的批评并不构成对官员的诽谤，更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最高检要求对案件是否“属于公诉情形”进行审查，有助于维护公民正当批评的权利，也能防范公检法违法办案，用法律的名义轻薄法律。

最高检强调审查诽谤案件是否“有逮捕必要”也有深意。公众的民主法治意识比之过去是越来越强了，而公众对政府部门批评监督的有效通道却并不太多，因而有些批评就利用新颖的形式比如诗句、歌曲，利用新兴的传播方式比如网络和短信，利用带有文字魅力、讽刺意味甚至过激言辞的辞章，以求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面对这些像长了翅膀的文字，被批评的地方官员往往勃然大怒，令公检法一律视之为诽谤犯罪来办。实际上，在上述那些典型案例中，民众是在行使批评、监督官员的权利，即使言辞上略有偏激，也绝对不到“逮捕法办”的程度。因而，“逮捕必要”的审查既是一道法律程序，也是对那些滥施淫威的被批评官员的警告。

而最高检就诽谤案件所做的最有力的规定是“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如果说前两条重在强调正确的司法理念，而这一条则从办案程序上设立了一道防止错谬的堤坝。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层公检法的人、财、物权大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尤其是掌握在党政主要领导手中，因而公检法办案时不免受到地方政府的诸多掣肘，而在直接关系到主要领导的案件中，就更难做到完全依法办事。这就损害了国家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造成了司法的不公，催生了一些冤假错案。现在的规定是，检察院作出批捕决定之前报上一级院审批，那么上一级检察院在人、财、物诸方面并不为基层政府所辖制，处理基层院报来的诽谤案件时相对超脱，不会轻易接受一个有悖于法律精神的“批捕决定”，因而某些领导利用法律打击批评者、压制舆论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权力能透过法律戕害公民，除了一些官员特权思想严重外，也缘于民权在公权面前的渺小。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时，考虑治理和惩处“违法行为”多，考虑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少；强化政府部门管理权的条文多，限制违法行政的条文少。这造成了权力之手有意无意就过界伸向了法律。最高检的新规定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反拨，它是在有意识地限制政府部门干预司法的隐性权力，它通过制度设计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方向令人赞赏，其实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