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用工，自2003年起，年年荒，今年更甚。
浙江绍兴年前就求助重庆涪陵、四川联系，希望对方节后输送劳力，但要求被拒绝，两地反而希望在绍兴务工的当地人回去“帮助家乡建设”。这个典型事例预示着，用工荒将不只是季节性问题，即便年过完了，农民工歇够了，也未必候鸟般飞到东部去。
一排排的机器因人力不够而闲置，用工荒，企业心荒，地方政府也心荒，各地都在寻求解决办法。但客观的说，用工荒是一件大好事，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方式，就像20年前，大批农民被当地政府领着到沿海找工作一样。
用工荒的前身，是民工潮。“世界工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大批农民进城务工，转变为工人。世界工厂发端于沿海发达地区，其经济生活水平都大大超出内地农村，因此农民通过打工可以改善生活。
但是，20年过去，“民工潮”却变成“用工荒”。因为经济时态不同了，社会时态却未跟上。用工荒是一个表象，或说，是社会肌理的一种自我矫正之痛。
需要矫正的，一是企业结构的自我调整问题。 在世界经济气候下，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脱离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企业转型升级，已上升到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但政策是政策，市场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用工荒”是人力市场的自发信号，用工越荒，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存性就会越弱，转型势在必行。
另一个是民工的权利与福利问题。民工潮20年，至今农民工已是二代三代，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就收入而言，他们尚不能与老板对话，就福利来说，他们基本是被遗漏的一族，就维权来说，他们是最弱势的群体，而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他们既不如城市，也不如农村。“用工荒”未尝不是候鸟般的农民工用脚投票，来争取自己权利与福利，以求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提高。客观上，这形成了一种压力，要求企业在人力使用上规范合法，更人性化，要求政府在政策配套，制度管理上更全面，也在农民工融入城市这样的社会问题上有所作为。
农民工用工荒，大学生就业难，经济过快发展造成如此奇特的两极。用工荒会让农民工收入较快增长，就业难会相对抑制城市白领的收入，由出身带来的差别从某个角度说也正在会合中——这未必不是另一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