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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会前夕，深圳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近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官网公布文件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5月8日《京华时报》）

世界大运会维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菜刀实名制、清理8万治安高危人员到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严防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深圳市为确保大运会安全稳定可谓煞费苦心。应该承认，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确实让政府头疼，给大运会“添乱”，给特区深圳“丢脸”。有的过激讨薪行为还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是换个角度看，欠薪更让农民工心寒。没有无良老板对农民工过度损权，恶意欠薪，又何来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他们集体上访讨薪就是无理取闹，故意给这座撒下汗水的城市抹黑么？

在大运会这个敏感时期，我们不排除有人怀着不正当的目的，劫持公众，扰乱社会秩序，借机给老板与政府施压。甚至还存在“讨薪专业户”。但事实上，集体上访讨薪或者采用堵路、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多数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万般无奈下才想出的对策，并非他们不“珍惜”大运会的荣光。对被欠薪的农民工来讲，大运会安全稳定很重要，个人饭碗与生存权利也很重要。法律上并没有禁止上访讨薪的规定，而深圳规定“上访讨薪”治罪，法律尊严何在？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何处安放？

从媒体报道来看，由于劳动法规没有受到普遍尊重，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权利地位不对称，劳动者没有话语权。劳动者辛辛苦苦一年半载，结果两手空空；或者说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面对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再加上相关部门的工作存在瑕疵，或者说他们向相关部门申诉过，但迟迟没有得到重视与解决。他们除了采用过激方式表达权利诉求，吸引公众眼球与政府的注意力以外，还能有多少更好的办法？

而且一道奇怪的风景是，跑十次有关部门还不如表演一次“堵路秀”、“跳楼秀”。过激讨薪招数往往很管用，不少人因此拿到了拖欠的工资，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采用不理智的方式维权，集体上访讨薪，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焦虑，而且诠释了他们的弱势群体地位。

如果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本低廉，工资正常发放，执法部门乐于为他们撑腰，他们又何必冒着被舆论诟病，被无良老板雇人殴打，被追究刑责的危险，集体上访讨薪或者用其他过激方式维权呢？我以为，农民工上访讨薪多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农民工上访讨薪或者策划讨薪秀，实际上说明他们对政府存在许多权利渴望，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他们才会想着在大运会期间上访表达讨薪诉求，吸引社会与政府注意，为他们主持公道。这实际上在提醒政府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平常积极化解矛盾。如果矛盾积压、发酵，再急于灭火，很可能是火上浇油。

因此，在应对集体上访讨薪的问题上，政府除了提醒农民工理性讨薪、合法维权，在大运会期间考虑追究集体上访讨薪者的刑责以外，职能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化解农民工策划上访讨薪事件的动机。如果职能部门提供了便捷、经济的民意诉求平台，日常工作到位，用人单位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不用使出追究刑责的狠招，上访讨薪事件也会逐渐减少，大运会也会开得很顺利。反之，如果弱势群体诉求渠道不畅通、不便捷，即使用治罪“狠招”堵住了农民工的讨薪之路，也不是和谐大运的应有之义。

一言以蔽之，政府不能只看到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影响大运会安全稳定，头痛医头，更不能头疼医脚，而应该把应对讨薪事件的重点转移到防范欠薪上来。如果政府建立了保护农民工权利的长效机制，政府根本不必如此担心农民工上访讨薪给大运会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