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工作报告，照例引起了一些关注。

从报告内容看，有不少亮点。但更为关注的是，审计出来的问题一如既往的触目惊心：发改委未按程序下达投资计划468.37亿元，近30亿元保障房资金被截留或挪用，人口计生委等违规收费2.07亿元，安居工程近30亿元资金被截留挪用，中科院以项目名义发亿元福利。

审计报告刚向社会公开的时候，人们欣喜于新鲜变化，现在公众看重的，是处理和问责。纪检监察、司法部门对审计发现的违规、违法行为也有查处，甚至还有官员因此被送进监狱，但普遍来看，审计的后续过程和公众的要求和期待有差距。

财政问题极为重大。严格说来，每一笔钱从哪来，用到什么地方，如果出了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怎么解决，结果是什么，都要向人民交代。以前，整改结果也向社会公示，但公示的只是整改了的，谁没有改，谁改得不彻底，没有详细说明。今年关于审计报告的说明里，被挪用和滞留资金有的全部追回或拨付，但这仍然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各部门、各单位依法认真整改上年审计查出的问题”，所指当然不是所有被查出问题的部门。

不能怪审计部门。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讲，审计部门要“守土有责”，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守什么土、有什么责，都是有限度的，守土可能意味着不要越界，有责可能意味着不要超越职责。国家审计虽然是一种国家权力，但它没有主导处理的法定职权，往往掣肘过多。

新《审计法》说得很清楚，“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可以提请公安、监察、财政、税务、海关、价格、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予以协助”，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国家规定，审计部门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现在人们知道，这些规定在现实执行中往往变得非常单薄，缺乏效力。

即使就审计发现的问题加以整改，很多损失也已经造成了。这就是说，我们谈审计，不是把它当成金钥匙，审计是财政收支的一个监督途径，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方式。背后更核心的问题其实是，通过有效的制度设置，实现对预算的动态监控，对预算事前的审查和批准，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以及违规后的纠错和问责机制。

审计制度是一项国家制度。一个部门的权责有限，但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最终是向人民负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连依托国家制度审查出来的触目惊心的问题，都不能有效治理，肃清弊病，整改不能收实效，这不只影响人们对一个部门功能的评价，更会影响社会信心：财政问题是不是一个重大问题，权力能不能被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