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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贪腐”何以轻易成功

过去两年，河南许昌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征地办全军覆没。涉案人员以拆迁之名“团购”了当地拆迁事务，贪污、受贿金额动辄数百上千万元。办案人员说“进了这个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在这场组团腐败中，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达成了彼此合作、互不干涉的“默契”，而被拆迁的村民和负责拆迁的官员也携起手来，一反拆迁队和钉子户斗争的常态。（12月18日《检察日报》）

组团贪腐，顺带将当事方绑上贼船，封口结盟。一旦堵住堡垒的缝隙，被攻破的概率立马骤减。我们当然要指责拆迁户的“见利失义”的变相“挺腐”，但我们更该思考：贪官何以能够轻易“组团贪腐”成功？

现如今，一些行业诸如建筑、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越来越成为贪腐的热门领域。这些领域本该受到监管部门重点“关照”，但很多时候却存在监管盲区，以至于“逼”其成了一个封闭自由的“城堡”。当一座堡垒密不透风，乃至于反腐的拳头都无法进入，那么，上贪下腐便很容易得以粉墨登场，想干净者也难洁身自好。正是对一些特殊部门的监管缺位，为权力变现留足了空间和土壤，也无形之中给清查腐败工作增加了难度。

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并不少，但腐败分子依然敢于“前腐后继”，以至于呈现团体化状态。不怕法，说穿了还是法律的威慑作用不够强大，处罚太轻、腐败成本太低。

组团贪腐案件，可以预见反腐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长远看，反腐必须通过严刑峻法，并且执行严明，以此逼迫官员、民众养成守法习惯，自觉拒贪、揭贪。而在当下，恐怕还要对不同行业“用力”有所侧重，在手段上也必须有创新。譬如对于贪腐热门领域，除了对官员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更要预先将防腐反腐触角伸进去。通过里应外合，撕破“腐网”，切断贪腐链条。试想如果当初有健全的拆迁公示制度，能够接受外部监督，有强硬的检查、资产审计手段……还会有这么多贪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