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回家看看”入法还要看其对有法不依的惩罚力度，在违法的处罚细则上更加具体，从而在全社会培育“常回家看看”的守法意识。同时，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配套制度的健全。

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早在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回家看看”的法律草案时，舆论就有赞有弹，支持者认为将“常回家看看”入法既强调了伦理道德的正义性，又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依据，体现了法的善意；反对者则表示，孝敬父母是道德范畴，不宜入法，即便入法后，也缺乏可操作性，容易沦为“一纸空文”。

曾经历史上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因公忘私的佳话。然而面对当下“白头老母遮门啼”的现实写照，“常回家看看”入法似乎也合情合理。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快，空巢老人比例越来越高，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越来越大。全国老龄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每5名劳动年龄人口就要负担一名老人。在这其中，95%以上的老年人都要在家里养老。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回家看看”入法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孝敬父母传统的一种推动，寄望于以法律的刚性约束来唤起公众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

当然，法律的善意和实施效果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舆论对“常回家看看”入法的最大争议之处并不在其入法初衷，而在于其入法后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一方面，用什么来度量“常回家看看”中的“常”？是一年一次，还是半年一次、一月一次？不同的距离，“常”的度量是否也有所不同？比如说，父母在北方而子女在广州的，和父母在广西而子女在广州的，两者间的“常”都是同样的标准吗？

另一方面，回到法律的本身，“常回家看看”入法还要看其对有法不依的惩罚力度。尽管现实中也出现了法院判处子女要定期回家探望父母的实例，如青岛黄岛法院就曾判处儿子付给母亲邵某养老金1万元之外，还要求其定时回家探望母亲。但依人之常情，很少会有父母因为子女不回家看看而将子女告上法庭的。因而，若要让“常回家看看”入法深入人心，恐怕还须在违法的处罚细则上更加具体，从而在全社会培育“常回家看看”的守法意识。

更重要的是，既然“常回家看看”已经入法，那么社会当为实现这个法律义务提供现实支撑。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强调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但现实中除了国有单位执行得比较好之外，有些私企员工很难享受到探亲假。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人直言根本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有假难休”的困境也给“常回家看看”入法提出了最直接的难题，如果不从制度上保障员工的休假权，所谓的常回家看看也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

因而，用法律的形式强调“常回家看看”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法律的一个意义就是弘扬一种社会价值，在道德伦理弱化时，以法律来引导社会的主流价值。但仅仅入法显然还不够，要以此为契机，来推动社会配套制度的健全，比如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系统和医疗保险系统，以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完善现行的休假制度，让人们带着轻松的心情，能常回家看看……